在廣西桂林、湖南衡州大捷之後，孫可望出於嫉妒心理，竭力限製李定國部的發展，甚至設計加以謀害。在這種情況下，李定國被迫改變戰略方向，決定由廣西向廣東進軍。這樣，既可以避免同駐守在貴州和湖南西部的孫可望發生摩擦，又可以指望與福建廈門一帶的鄭成功部和廣東抗清義師配合。我們已經指出，就總體而言南明的軍事力量並不像曆來史家想象的那麽弱，隻是由於無窮無盡的內訌削弱、抵消了自身的實力，大批將領倒戈投降，為清廷征服自己的同胞效力；即便矢誌抗清，又往往各自為戰，從來沒有建立一個有權威的統一指揮中心，不能相互支援，給清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孫可望一度改變了這種局麵，抗清運動就取得了一係列重大勝利。可惜好景不長，孫可望的跋扈自雄導致以原大西軍為主體的西南抗清力量分裂。李定國不愧是南明最傑出的軍事家，他不僅始終以反清複明為己任，還用卓越的戰略眼光分析全局。同孫可望並力恢複湖廣然後東進的計劃既不可能實現，就轉而另辟蹊徑，聯絡鄭成功共圖複興大業。他的戰略意圖是，同鄭成功會師，首先收複廣東，進而奪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蘇等省。如果這一計劃實現，擁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裝就將控製整個江南，然後分路向北推進，全國形勢將大為改觀。然而，這一戰略目標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要看鄭成功的態度。
1653—1654年南明會師計劃及行動圖
關於李定國同鄭成功的關係，已有許多研究成果，由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加上史料的缺乏和混亂，似難取得一致意見。參考各種史籍，也許可以說李定國更多地從抗清大局出發，而鄭成功卻往往把自己經營的閩海利益置於首位。事實上李定國在衡陽戰役後，完全可以憑借本部兵力控製廣西全境，威福自操，犯不上苦口婆心地乞援於鄭氏。他在率部退入廣西以後，一麵委曲求全地防止同孫可望完全決裂，一麵積極部署東征，希望得到鄭成功的全力支持，完全是以大局為重。《台灣外紀》記載，1652年（順治九年）正月鄭成功在海澄縣接見周全斌時問以恢複進兵之策。周全斌回答道：“若以大勢論之，藩主誌在勤王，必當先通廣西，達行在，會孫可望、李定國師，連粵東，出江西，從洞庭直取江南，是為上策。奈金聲桓、李成棟已沒，廣州新破，是粵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勞也。今且固守各島，上距舟山，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遏南邊之侵。興販洋道，以足糧餉。然後舉兵漳、泉，以為基業。陸由汀郡而進，水從福、興而入，則八閩可得矣。”鄭成功大加讚賞說：“此誠妙論！”[1]周全斌的意思是以勤王為宗旨，同孫可望、李定國會兵廣東然後北進為上策，隻是在李成棟敗亡以後東西聯絡不易，才就閩海地區形勢提出眼前的作戰方案。鄭成功欣賞的僅限於後一部分。就在這年年底，李定國決策東攻廣東，對鄭成功寄予厚望。然而，鄭成功誌不在此，一味遷延應付。他既不是看不到周全斌建議會合孫、李，連粵東是複興南明的上策，更不是鑒於李成棟的敗亡，不敢同廣東清軍作戰，而是擔心會師廣東之後，他的割據自雄的局麵將難以維持下去。楊英在《先王實錄》中記載了許多次李定國和鄭成功書信往來的事實，隻是有的語焉不詳，有的年月錯亂，給研究者帶來很大困難。其中一件寫於1653年（順治十年）的信件，是定國進攻肇慶尚未敗退之時要求鄭成功出兵相助的：“公誠念君德孔厚，父恨深長，則五羊（指廣州）赤海，佇睹揚帆，半壁長城，中心是貺。否則中興告成，京觀勝紀，而雲台香字，千載傳流，國姓不預，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為之時勢乎？予日望之，匆言，幸照。”[2]信中有一句話很值得注意：“知公疇昔之愆期，若有俟不穀今茲之少選，誠有待也。”表明定國在發動肇慶戰役以前已經同鄭成功約定了會師廣東的作戰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