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國在肇慶戰役失利後，並沒有氣餒。他正確地總結了第一次入粵作戰的經驗教訓，肯定東、西夾攻，恢複廣東是南明中興的最佳戰略。上年的受挫關鍵在於鄭成功迎戰金礪部清軍，無暇西顧。因此，他在醞釀再度發動廣東戰役之時，多次派使者前往廈門同鄭成功聯絡，詳盡商討了戰役部署和出兵時間。
就當時形勢而言，李定國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首先，奪取廣東將大大改變南明的地位，孫可望、李定國控製的雲、貴、廣西，以原大順軍劉體純、李來亨等為主的夔東十三家控製的川鄂交界地區，鄭成功、張煌言控製的閩、浙沿海島嶼，都是生產比較落後、財賦收入不多、人才較為缺乏的地方，在明朝末年廣東一省的財賦大約相當於廣西的十倍，文化發展水準也是雲、貴、桂三省所不能比擬的，換句話說，收複廣東對改善南明的物資、人才的匱乏狀態將起重要作用。李、鄭會師若能實現，西南和東南就將連成一片，不僅將改變呼應不靈、各自為戰的被動局麵，而且將為第二步收複福建、江西、湖南奠定基礎。其次，李定國聯合鄭成功恢複廣東就可能性而言幾乎是穩操勝券的。1653年尚可喜、耿繼茂等擊敗李定國、郝尚久後，靖南將軍喀喀木所統滿洲援軍於十月十五日班師回京[20]，廣東駐防清軍相當單薄。尚、耿擔驚受怕，聯名向清廷訴苦，說可喜部下兵卒僅二千五百名，繼茂部下僅二千三百名，加上綠營兵也不過二萬之眾，“各處征戰不無損傷，難以招募，頂補率皆南人，皆遊**之輩，俱非經戰之輩。連年西賊（指李定國軍）鴟張，兼土寇四處竊發，兵力多不可恃”。他們請求清廷抽調蒙古兵員三千發來廣東助戰。清帝交議政王、內大臣會議，答複是“邊外投順蒙古各有部長，不便調發，應請敕兵部自今以後凡外省解到蒙古，不得仍送理藩院，但查照送到數目，平分谘送兩王入伍效用”。這無異於一紙空文，經順治帝核準後下達[21]。這一文獻證明清朝兩廣總兵力（連同廣西原孔有德藩下兵將）不超過三萬人，何況“經戰之輩”不多，心懷觀望者不少。南明可以投入廣東的軍事力量要強大得多，李定國部約為四五萬人，其中許多將士參加過桂林、衡州戰役，既富作戰經驗，也無畏清若虎的心理壓力，足以為入廣作戰的主力。鄭成功自稱兵員數十萬，可能有所誇張，但在十萬以上殆無可疑，擁有大小戰艦船隻上千艘，機動性很強，如果他肯派主力西征，李、鄭聯軍對廣東清軍無論在兵員數量上，還是在軍士素質、器械裝備上都占壓倒優勢。此外，清政府在廣東的統治並不穩固，尚可喜、耿繼茂吸取了孔有德分兵鎮守導致覆亡的教訓，兩藩兵力全部集中於廣州，其他各府、州則由綠營兵駐守。因此，廣東許多地方的擁明義師還相當活躍，他們憑借海島、港灣、山區等有利地勢堅持抗清。例如，在欽州、廉州（今屬廣西）有鄧耀、朱統、周騰鳳、張孝起等部，鄧耀自順治七年正月起駐兵欽州的龍門島，這裏“東界合浦，西界交阯，為欽、廉門戶，群山錯落七十有二，欽江諸水隨山而轉，彼此相通，亦七十二徑而注於海”[22]，形勢異常險要。明寧藩鎮國將軍朱統、海北道周騰鳳和高、雷、廉、瓊四府巡撫張孝起也來到廉州地區同鄧耀相呼應，永曆帝因此授予鄧耀靖氛將軍封號。在廣東高州府石城縣（今廣東廉江縣）有永曆朝廷所封漳平伯周金湯部駐守。在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南麵海陵島有李常榮部；恩平縣一帶有虎賁將軍王興部。在廣州府台山縣南海中的上川山、下川山兩島中有淩海將軍陳奇策部。這些抗清武裝實力雖不雄厚，地域比較分散，但一般都接受永曆朝廷大學士郭之奇和兩廣總督連城璧的節製，他們熟悉當地情況，有的還擁有舟師，對於配合大軍作戰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特別是由於他們兵力較弱，在強敵之下竭蹶圖存，迫切希望南明大軍入廣，借以擺脫困境。第三，還必須注意到明、清雙方爭奪廣東在後援兵力上的差異。明方除原在廣東的義師不必說，定國和成功的大軍都與廣東接境，主力可以在短期內集結，後方支援也比較容易；清方正好相反，清兵赴援往返動輒數月，像1653年肇慶之役，尚、耿緊急呼救，三月明軍已敗，五月清廷才令江寧駐防滿軍赴援，抵粵時隻趕上收拾殘局。李定國致鄭成功的信中諄諄勸告萬勿“愆期”，原因正在於利用清方增援困難，以絕對優勢兵力速戰速決，一舉拿下廣東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