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論述李定國與鄭成功關係的文章不少，大多是從他倆都堅持抗清，戰績遠非其他抗清武裝所能比擬，而且又書信往返，締結為姻，故讚揚之詞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貞於複明事業、共赴國難的佼佼者。但是，就曆史事實而言，會師廣東的計劃是李定國製定的，在1653、1654年（順治十年、十一年）他夢寐以求的就是同鄭成功東西夾攻，邁出收複廣東、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這隻是定國一廂情願，鄭成功並不想這樣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會師廣東是南明中興的關鍵一著，而是鄭成功把以他為首的鄭氏集團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鄭成功起兵以後的整個經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誌的人，在明、清對峙，國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鑒於自身力量不夠強大，在政治影響上也無法同明、清兩個並存的政權爭奪民心（包括官紳），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兩方誰能讓他獨斷專行，或者說割地自雄，他就奉誰“正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理想是做一個“縱橫而所之”的“鳳凰”，不願成為“檻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會說出這樣的話：“清朝若能信兒，則為清人；果不信兒言，則為明臣而已。”[40]總之，隻能“遙奉”，不能“受製於人”。這就是他和後來的鄭經一貫提出的“比於高麗”的思想根源。清廷多次招撫（鄭方稱為“和議”）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隻給他高爵厚祿，絕不答應給他以相對的獨立性。在這種條件下，鄭成功隻能做一個“明臣”。同樣的道理，他的“始終為明”並不意味著他願意毫無保留地服從明朝廷的調遣，恪守臣節。在東南沿海，隆武帝遇難後，他“始終為唐”（張煌言語），對近在咫尺的魯監國以客禮相待，而且極力設法使原屬魯監國的兵將聽命於己。對永曆朝廷，他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麵他希望奉永曆正朔的原大西、大順軍和其他抗清勢力能支撐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員，借以減輕自己的壓力。另一方麵，他是很有政治頭腦的，預見到如果應定國之約出動主力東西合擊，必勝無疑，隨之而來的是閩粵兵連一體、地成一片，遙相呼應的局麵就要改觀。鄭成功不會不考慮到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將受到很大限製，軍政大事要稟承於朝廷，否則就難逃僭越之議。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聲望上都略遜於李定國，加以李定國同永曆朝廷的關係比他更密切，這些因素必然在鄭成功的深謀遠慮之中。所以，無論李定國製定的戰略如何正確，也不管定國為了實現南明中興對他怎樣苦心相勸，鄭成功總像一根插在閩海地區的彈性鋼條一樣，外力的大小隻能造成他左右搖晃的程度，最後還是我自巋然不動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際最優秀的軍事家李定國的悲劇在於：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孫可望的嫉恨，無法在湖廣（今湖南、湖北）、江西戰場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於鄭成功連兵粵、閩，會師北上，得到的回報是虛應故事，新會戰敗，喪師失地，南明中興從此無望，他所能做的隻是效法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