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二月，永曆帝逃到廣西梧州，進入陳邦傅的勢力範圍，朝廷風向立即改變。戶部尚書吳貞毓，禮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萬翱，戶科給事中張孝起等十四人聯名上疏揭發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的罪行[30]。朱由榔對五虎倚仗李成棟、李元胤父子的兵權，驕橫狂悖的行徑早已不滿，當即決定將劉湘客等四人逮捕，下錦衣衛獄拷打審訊；袁彭年當時因養母去世丁憂，念其反正有功免予處分，實際上是因為袁彭年同李元胤等人關係更為密切，朝廷有所顧忌。在拷問時，金堡不肯服罪，大呼二祖列宗；丁時魁、劉湘客、蒙正發則醜態畢露，“滿口老爺饒命，萬代公侯等語”，叩頭如搗蒜[31]。
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從邸報上得知朝局翻轉後，立即上疏申救五虎。他在二月初七日上的奏疏頗能道明五虎一案的背景，其中說：“就使諸臣而果罪狀昭彰，一如疏中所指，處分豈無時日，而汲汲為此朝不待夕之舉動？又且不先不後，恰當勳臣邦傅到梧之時，能無我雖不殺伯仁之疑否？……然則諸臣此舉，直借皇上以行其報複之私，而又巧乘皇上之蹕梧、慶國（即慶國公陳邦傅）之來朝，為迅雷不及掩耳之謀，以斷其救援之路。且諸臣驅除異己，駸駸漸及於臣，以臣與五臣，夙稱莫逆，每朝政皆得相商，殺五臣即所以殺臣，去五臣即所以去臣。臣既為黨魁，不殺臣不止，臣今日且不知死所，尚敢以危疑之身，為皇上奏恢疆之烈哉！”[32]二月十三日疏中又說：“若以媚東（指“東勳”，李成棟部將）誤國為題，試問：向者舉用杜永和、羅成耀等，未必盡出五臣也，事先則未見諸臣力爭，事後則偏欲五臣受過，寧足以服天下人之心乎？況東粵必不可棄，即不戒而南、韶失守，猶望東勳鎮努力以冀桑榆之收，以雪會稽之恥。先以媚東二字為驅除鋤剪之方，是用以懾東勳鎮之魄乎？抑用以激東勳鎮之勇乎？……至於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貞營耳。忠貞奉援楚恢江之命，兩載於茲。自督輔臣騰蛟在時，已逗留不進，今慶國勳臣邦傅之力，遂能必其悉甲破虜乎？況忠貞與東勳必不相睦，未得破虜之功。先開內地之釁，東之為東，竟不可知矣。”[33]瞿式耜的奏疏清楚地透露了永曆朝廷“門戶歧分，元黃角立”的政治分野。魯可藻說：“時魁等入朝，全恃式耜標榜之力，挾式耜以傾動同朝，彈壓東人；乃合東人以威脅主上，奔走群小。式耜於時魁等竭心力、物力而奉之；金堡到桂，尤加禮焉。堡入朝，式耜不論關防衙門關切必寄揭帖。而式耜題升之官再不複賄，時魁等則又睜眉怒目而爭。故式耜之嫡表施召征寄書到桂曰：留守亦是勳鎮氣息。”[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