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年 六月十四日
下午 六時十八分
她差點撞到黃包車上。她回過神來。冷小曼不知道為什麽會把打電話的事忘得一幹二淨。今天上午，她本來都已站在電話亭裏。要不是那家夥——
直到太陽快落山她才想起打電話。
按照顧福廣在電話裏給她的地址，她找到八裏橋路的蠟燭店。剛上樓梯，老顧劈頭就問：“為什麽不打電話？”
她能說什麽呢？說自己太緊張，說她想不到在這樣一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裏，竟然會無巧不巧遇見這個人，這個——攝影記者。她有很多事都無法解釋，雖然她不得不抓緊時間，把最新獲悉的重要情報匯報給組織。
她怎麽解釋得清楚呢？她本來應該立即打電話，告訴老顧上午在貝勒路發生的危險情況。她又怎能解釋清她竟然會在法國公園的水榭裏等候他幾個小時（像是個焦慮的情人），隨後又跟他一起去白俄餐館。這個攝影記者，他在船上想給她拍照片，他對人的麵孔有很好的記憶，他好奇心重，他故作瀟灑的可笑做派，她對他的莫名其妙的信任感，這些事情怎麽能一句兩句說清楚。
對她內心裏那種奇怪的麻木，她又能說什麽？連續多日獨自一人守在那間過街樓上，她漸漸產生某種類似置身於午後陽光下的感覺，鬆弛，懶洋洋。以為沒人知道她的存在，沒人曉得她參與那件刺殺案，好像通過某種天曉得的合謀，她已被大家拋棄，既被同誌，也被敵人。
她對自己說得過去的解釋是，她應該勇敢地敷衍他，跟他去，去吃飯，去調情，去看看他到底是誰，到底想幹什麽。出於某種奇怪的心理，她沒有把船上的事告訴老顧，隻是把他說成一個故人，一個以前就認識的攝影記者，一個——有同情心、正直、願意幫助她的人。
問題在於，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情報。這個人，這個自稱名叫薛維世的人，他聲稱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關係密切的朋友。他特地來警告她，貝勒路的房子不能再回去。他得到可靠的內線消息，巡捕房懷疑那裏的某幢房屋藏有激進地下活動分子。一旦查清具體地址，搜捕就會展開。幾天前，這消息是作為一件禮物送給他那家報紙的，讓他好捷足先登，率先報道。今天早上，他跟隨巡捕房的大隊人馬跑到貝勒路，一眼就認出她來，他想通知她，可找不到機會。在康悌路口抄靶子，顯然是巡捕房的某項狡猾策略，敲山震虎，他使用這個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