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時候，我曾經遭受過一次很沉重的打擊，正是那次經曆，讓我學會了對抗“惡意的凝視”。
這一切的源頭來自“大隊長”的選舉。所謂“大隊長”，在當地實際上被稱作“女生代表”（Head girl），也是全校最高級別的學生代表。他們的職責是出席各大學校的活動並發表講話，也會頻繁地與校長和學校管理層溝通。這可以說是學生時代最具有領導性質的工作。
大隊長的衡量標準就是三好學生、全麵發展和具備領導能力。
從條件來看，我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籃球隊隊員、越野跑隊隊長、鋼琴頂級、第一名的學業成績……
同學們的認可，也是我自信的底氣。所以當時的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會是第一人選，但最後在沒有任何發言權和展現自己的情況下，我卻落選了。
當我向前輩苦惱地討教為什麽我沒有被選上時，得到的答案是：他們不會想讓自己的孩子未來成為你。
作為學校的代表人物，大隊長的照片會出現在宣傳廣告上，並鋪滿本地的火車站和機場。學校的意思是，在招生的時候，我作為一個外國人，不會讓當地的父母產生共鳴感。
一種微妙的種族歧視，深深地傷害到了剛上高中的我。
無力、憤怒、委屈。
這種成人世界的評判體係衝擊著我的認知。諷刺的是，在那條牛津辯論社的視頻走紅後，母校在利茲機場的招生海報又換成了我，學校的網站上也有一個專門宣傳我的網頁。
這樣的經曆讓我意識到，很多時候，一個人具有什麽價值，往往取決於你能帶給別人什麽價值。
我不能帶給“主流”共鳴感，但作為亞洲女性，我一定可以通過自己的經曆，帶給跟我有相似背景的人更多“鼓勵”。因此，在步入大學後，我非常關注亞洲教育公益和女性話題，也非常關注少數人群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