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是從我在牛津辯論社（Oxford Union）的辯論視頻開始，知道“賽茜”這個名字的。
我必須承認，牛津辯論社賦予了我巨大的光環。這個從1826年建立之初開始，就集智慧、思辨、榮譽為一體，享譽世界的辯論社，也是我長久以來的心之所向。
這裏擁有最佳的辯論土壤，也是爭議性話題的探討良地，同樣，也有眾多名人在這裏完成他們精彩的演講。從愛因斯坦、丘吉爾、邁克爾·傑克遜到史蒂芬·霍金、摩根·弗裏曼，甚至是《權力的遊戲》劇組，都在這裏留下過思想的痕跡。20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鬆在“水門事件”後，首次公開演講的地點，就是牛津辯論社。這裏成就了數十個國家首相和總統，也凝練了無數的智慧言論。
幾乎每一個進入牛津的學生，都向往著這裏，包括我。
進入辯論社的過程，不可謂不艱難，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個人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一部分我會在下一章節更詳細地分享。在這一章我更想分享的，是我進入牛津辯論社後，感受到的光環背後的“陰影”。
與其他學社不同，牛津辯論社的入社費用就要3000元人民幣，這對於英國那些貸款上大學的同學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費用上的門檻使得辯論社的成員普遍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公爵學校出身的富家子弟；第二類是有著政治野心的同學。雖然有些刻板印象，但從實際情況來說，大部分都是非常具有自信、目的性極強的白人精英男性。
幾乎在每一次辯論社選舉時，我都是少數在場的，甚至是唯一的女性，更別提亞洲女性了。
進入辯論社後，我感受到了強烈的少數派帶來的“異化感”。相信大家也有過這樣的感覺，固有語言係統、話題會變成一道堅固的牆，它們無形地把你隔離在主流之外。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我9歲來到異國他鄉努力適應語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談論、了解和計劃著在辯論社的未來了，大家對於學社的曆史文化說得頭頭是道，讓我感受到了一種另類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