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四〇年開始發表小說，那年我二十歲。屈指算來，已經有半個世紀了。最初的小說是沈從文先生《各體文習作》和《創作實習》課上所交的課卷，經沈先生寄給報刊發表的。四十年代寫的小說曾結為《邂逅集》，一九四八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以後是一段空白。一九四九年到六十年代，我沒有寫小說。一九六二年寫了三個短篇，在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了一個小集子《羊舍的夜晚》。以後又是一段空白。到八十年代初，我忽然連續發表了不少小說，一直到現在。
我家的後園有一棵藤本植物，家裏人都不知道是什麽東西，因為它從來不開花。有一年夏天，它忽然暴發似的一下子開了很多很多白色的、黃色的花。原來這是一棵金銀花。我八十年代初忽然寫了不少小說，有點像那棵金銀花。
為什麽我寫小說時作時輟，當中有那樣長的兩大段空白呢？
我的小說《受戒》發表後引起一點震動。一個青年作家睜大了眼睛問：“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他以為小說隻能“那樣”寫，這樣寫的小說他沒有見過。那樣寫的小說是哪樣的呢？要寫好人好事，寫可以作為大家學習的榜樣的先進人物、模範、英雄，要有思想性，有明確的主題……總之，得“為政治服務”。我寫不了“那樣”的小說，於是就不寫。
八十年代為什麽又寫起來了呢？因為氣候比較好。當時強調要解放思想，允許有較多的創作自由。“這樣寫”似乎也是可以的，於是我又寫了。
北京市作家協會舉行過我的作品的討論會，我作了一次簡短的發言，題目是《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為什麽說“回到”？因為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是脫離現實的，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比較大。
我年輕時寫小說，除了師承沈從文，常讀契訶夫，還看了一些西方現代派的作品，如阿索林、弗·伍爾芙，受了一些影響。我是較早的，也是有意識地運用意識流方法寫作的中國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