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學的社會職能有不同的說法。中國古代十分強調文藝的教育作用。古代把演劇叫作“高台教化”，即在高高的舞台上對人民進行形象的教育，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忠、孝、節、義。三十、四十年代以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文藝的功能首先在教育，對讀者和觀眾進行政治教育，要求文藝作品塑造可供群眾學習的英雄模範人物。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文藝不存在教育作用，隻存在審美作用。我認為文藝的教育作用是存在的，但不是那樣的直接，那樣“立竿見影”。讓一些“苦大仇深”的農民，看一出戲，立刻熱血沸騰，當場要求報名參軍，上前線打鬼子，可能性不大（不是絕對不可能），而且這也不是文藝作品應盡的職責。文藝的教育作用隻能是曲折的，潛在的，像杜甫的詩《春夜喜雨》所說：“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使讀者（觀眾）於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我覺得一個作家的作品總要使讀者受到影響，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一個作品寫完了，放在抽屜裏，是作家個人的事。拿出來發表，就是一個社會現象。我認為作家的責任是給讀者以喜悅，讓讀者感覺到活著是美的，有詩意的，生活是可欣賞的。這樣他會覺得自己也應該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優美一些，更有詩意一些。小說應該使人在文化素養上有所提高。小說的作用是使這個世界更詩化。
這樣說來，文藝的教育作用和審美作用就可以一致起來，善和美就可以得到統一。
因此，我覺得文藝可以寫美，寫美的事物。魯迅曾經說過，畫家可以畫花，畫水果，但是不能畫毛毛蟲，畫大便。醜的東西是使人不愉快的。前幾年有一些青年小說家熱中於寫醜，寫得淋漓盡致，而且提出一個不知從哪裏來的奇怪的口號：“審醜作用”，以為這樣才是現代主義。我作為一個七十四歲的作家，對此實在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