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一個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從他那一科以後，就“廢科舉，改學堂”了。他對我比較喜歡。有一年暑假，他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我還在他手裏“開”了“筆”，做過一些叫做“義”的文體的作文。“義”就是八股文的初步。我寫的那些作文裏有一篇我一直還記得：“‘孟之反不伐’義。”孟子反隨國君出戰，兵敗回城，他走在最後。事後別人給他擺功，他說：“非敢後也，馬不進也。”為什麽我對孟之反不伐其功留下深刻的印象呢？現在想起來，這一小段《論語》是一篇極短的小說：有人物，有情節，有對話。小說，或帶有小說色彩的文章，是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並且，這篇極短的小說對我的品德的成長，是有影響的。小說，對人是有作用的。我在後麵談到文學功能的問題時還會提到。我的父親是個很有藝術氣質的人。他會畫畫，刻圖章，拉胡琴，擺弄各種樂器，糊風箏。他糊的是蜈蚣（我們那裏叫做“百腳”）是用胡琴的老弦放的。用胡琴弦放風箏，我還沒有見過第二人。如果說我對文學藝術有一點“靈氣”，大概跟我從父親那裏接受來的遺傳基因有點關係。我喜歡看我父親畫畫。我喜歡“讀”畫帖。我家裏有很多有正書局珂羅版影印的畫帖，我就一本一本地反複地看。我從小喜歡石濤和惲南田，不喜歡仇十洲，也不喜歡王石穀。我當時還看不懂倪雲林。我小時也“以畫名”，一直想學畫。高中畢業後，曾想投考當時在昆明的杭州美專。直到四十多歲，我還想徹底改行，到中央美術學院從頭學畫。我的喜歡看畫，對我的文學創作是有影響的。我把作畫的手法融進了小說。有的評論家說我的小說有“畫意”，這不是偶然的。我對畫家的偏愛，也對我的文學創作有影響。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複濃重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