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節的結尾似乎是在發起挑釁，而不是為展望一個真正的理論考慮，但我想要表明並非如此。一般假設涉及我們通常視為一個係統本體論的範圍，確切地說，這個係統是由實體和周圍生態媒介組成。在神經科學領域，“可塑性”一詞表示有機體的一種能力，即根據從環境中受到的刺激來調整其自身身體狀態的能力。在生物學中，它表示：同樣的基因會在不同的環境狀況下，發展出不同的具有共同表現型的有機物這一過程。在後麵的章節中，我將更詳細地討論可塑性的概念（工具、假體、橡膠手和背心，第101頁），但在這裏先要介紹一下馬拉弗裏斯使用的再可塑性概念。
添加前綴“meta-”意味著將注意力轉移到有機體與生態媒介之間發生的共構過程。更具體地說，在神經考古學的背景下，術語“再可塑性”被用作“描述神經和文化可塑性之間的能動性和構成**織的新特性”。因此，再可塑性並不是指某個特定有機體或者某個特定生態媒介物的可塑能力，而是指完全由實體之間的相遇才產生的特定屬性。換句話說，對再可塑過程的分析並不是為了解釋當有機體暴露於生態媒介或相反情況時有機體的可塑性，而是而為了證明有機體和生態媒介之間，在不同時間尺度上發生的特性相互交換。
在媒介學研究領域，理查德·格魯辛提出一種對接近於再可塑性概念的媒介現象的解讀，強化了之前關於再媒介化和預媒介化的見解，將媒介化過程的自主化路線推向了極端。這位美國媒介學家還通過對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激進經驗主義的修改，斷言“對於激進的媒介化而言，所有的實體（包括人體和非人體）都是媒介，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媒介化形式”。正如格魯辛在文章中多次努力解釋的那樣，激進的媒介化既不應該與交流方麵（更不用說語言方麵）聯係起來理解，也不能被理解為連接已存在實體的過程。相反，激進媒介化“將媒介化視為一種過程、行為或事件，它為主體和對象的出現，以及實體在自身世界的特性形成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