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有一個認識論設想是作為跨學科事業而誕生的，那肯定是由認知科學所發起的設想。在行為主義計劃遭到質疑後，在19世紀50年代後期，認知科學作為理解人類、動物和人工心智最適用的研究範式而出現在公眾麵前。計算機的隱喻啟發了第一代認知科學，產生了人與物之間的平行論，據此，心智如同軟件，就像大腦如同硬件。這種相似基於這樣的想法，即由心智表征（rappresentazioni mentali）所鑒別的計算信息具有獨立、非模態、對實現它的載體不敏感的邏輯結構。心智的表征和計算理論（teoria rappresentazionale與computazionale della mente），以及由此衍生的機能主義（funzionalismo）構成了文獻中所說的經典認知科學（scienza cognitiva classica）的概念支柱。根據這種認識論模型，即對於認知科學來說，計算的、表征的、推理的和象征的機械十分重要，這個機械使得心智的啟動成為可能，而不論是在什麽載體之上。
然而，經典認知科學代表著哲學的嚴謹性和形式上的可變性，還不足以解釋感質（qualia）即經驗現象學，是如何呈現給主體的。
從約翰·希爾勒（John Searle）的“中文房間”[17]（stanza cinese）實驗到大衛·查爾莫斯（David Chalmers）的“困難問題”[18]（problema difficile）觀點，再到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他者現象學”（eterofenomeologia），我們不僅需要理解心智的結構，還需要了解心智在主體身上產生的經驗，這種需求促成徹底的範式轉變。如今，對認知科學的關鍵概念進行全麵審視的浪潮—很可能從休伯特·德萊弗斯（Hubert Dreyfus）的研究開始，這些概念強烈地吸收了現象學的實例—導致了所謂的4E認知的誕生：認知可以被體化（embodied）、延伸（extended）、嵌入（embedded） 或生成（enactive）。這些標簽每一個都試圖提出對人類認知的看法。這顯然是一種簡化結果，可能的標簽還可以有更多，這些標簽無疑構成了一種有效的綜合法，這種綜合法考慮了爭論的細微差別。事實上，一直以來不斷有人嚐試統一這些觀點，因為所有的理論都非常相似，但爭議至今仍然沒有結束。讓我們來詳細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