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與圖像打交道是非常明顯的，但圖像並非自古以來就存在，而是由我們的“視覺祖先”在某個時期引入的。此次引入的發展過程如何？我們怎麽會成為富有想象力的動物？我相信，（物理）圖像是我們假體感知的結果，而非預先構成的（心理）圖像的實體化：要回到推動了命題論者和寫實主義者之間經典爭議的隱喻上來，我不認為我們的頭腦裏有圖像，而認為在世界上已經存在而且仍然存在針對頭腦的圖像。為此，我想提出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在認知考古學領域已得到推動，但它影響了關於圖像作用的普遍理解。根據這種觀點，在智人與圖像之間的媒介關係的起源上，我們的祖先並不是因為先得到了具象屬性的心理表征，然後才創作了岩石圖像，而是恰恰相反：通過反饋，岩石圖像—很可能是為了回應上述經驗模仿過程的外化嚐試而被創造的—使圖像的表征屬性得以顯現。
這種推理方式是認知考古學的基石之一，其中MET（“兩個考古學”）代表了最新的成果：人造物不僅是一種預先存在並負責它們被創造的認知能力的可視證據，且是這種能力出現的物質性並存原因（concausa）。我使用“並存原因”這個詞，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該情況下，無論如何都應存在一個認知映射的過程，即一種存在於認知行為與其所投射的載體—美國學者埃德溫·哈欽斯稱“依然是物質的”—之間的相互影響：在我們的案例中，我們隻能假設，“舊石器時代的畫家”隻是擁有模仿了環境的意象，而不是其具體的形象描繪；因此，模仿構成創造過程中涉及的另一個並存原因。正如英國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所言：“繪圖者通過鉛筆來思考。製陶者通過一個複雜的程序用壓力機來塑造花瓶，這個程序不僅存在於大腦中，且存在於手中、身體的其他部位以及身體的有用延伸中，如旋轉的盤子中，自然還存在於黏土中。在上述每種情況下，進行理智且有意識的動作的經驗都超出了人類軀體，也超出了單個個體的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