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是中國曆史上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可謂毀譽參半。幾百年來，世人對他的評價往往處在兩個極端：稱讚他的人誇大他的功勞，詆毀他的人看重他的過失。有的說他廉潔奉公，有的說他中飽私囊；有的說他賞罰分明、公正無私，有的說他偏袒親友、敵我分明；有的說他麵對社會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果斷提出了改革，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有的說他“救世宰相難救世”“改革名臣未改革”。
張居正成為爭議最大的曆史人物之一就在於他的兩麵性。這表現在他既是提倡改革的政治家，又是投機取巧的政客；既有公開示人的一麵，又有隱私見不得人的一麵。
首先，他作為一個政治家，體現在敏銳的政治眼光和獨特的治理方式上。王安石變法，為了爭取上層人群的支持，將《周禮》作為改革的理論支持，最終結果呢，所有措施都很難推行下去。而張居正秉承的是法家“不法古”“不循禮”，革故鼎新，雷厲風行，盡管得罪了不少達官貴人，但從改革的成效、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上來看是正確的。任何改革都離不開政治手段，張居正需要鐵腕政策的保證才能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大力整頓吏治，力求構建“朝下令而夕奉行”的氛圍，使得“大小臣工鰓鰓奉職，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改變官場“一味甘草，二字鄉願”的頹靡習氣；在經濟上排除萬難，堅持清丈耕地，整理賦稅，揪出了一大批隱稅的耕地強權勢力，繼而將在南方部分地區出現的“條順法”推廣到全國，使賦稅和徭役貨幣化，人頭稅向土地稅轉移，一手“懲貪汙以足民”，一手追查逃稅、漏稅增加國庫收入，力求兩手並舉。
然而，張居正還有政客的一麵。據《明實錄》記載，張居正“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製言官，倚信佞幸”。言官江東之對他也有批評，“才太高，性太拗，權太專，心太險”。為什麽江東之對張居正會有這樣的評價呢？這是因為張居正是個鐵腕人物，在權力鬥爭中常常不擇手段，有一套自己的官場“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於常理”的政客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