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革命的同時，後現代社會也經曆了一場“內部革命”，這是一種大規模的“認知運動”，是對自我完善及自我認知的史無前例的迷戀，表達與溝通技術、東方禪學以及形體操等一類心理谘詢機構的大量湧現便是證明。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敏感性已經讓位給“醫療敏感性”，甚至連某些對現狀不滿的前領袖人物中的強硬分子也折服於“自我剖析”的魅力，如雷尼·戴維斯（Rennie Davis）[25]拋棄了激進的鬥爭，目的是為了追隨精神領袖馬哈拉誌·濟 (Maharaj Ji)[26]，而傑雷·魯賓（Jerry Rubin）[27]則自稱在1971年至1975年之間，一直熱衷於完形療法、生物能、拉爾夫按摩(Rolfing)、按摩、緩步跑、太極、伊沙蘭按摩、催眠術、現代舞、坐禪、錫瓦爾意識控製法、阿裏卡療法、針灸以及雷什療法等。在經濟增長緩慢之時，精神發展便取而代之，在新聞替代了生產之際，精神消費便成為急需，如瑜伽、心理分析、肢體表達、禪宗、情緒釋放療法、團隊發展、超限冥想等；心理的膨脹與經濟的通貨膨脹是雷同的，而心理的膨脹對於自戀的發展又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即便心理療法沾染了肉體和東方哲學的色彩，但它仍將各種情感導向“我”，促使“我”成為世界的中心，由此便產生了一種全新的自戀形式，即自戀是一種“心理的人”。執著於自身的自戀並非不切合實際，它也沒有過於陶醉，自戀力求實現自我解放、自立與獨立這樣的偉大目標，如果放棄愛情，那麽理由便是“我不需要另外的人，隻為多愛我自己，這樣我才能讓自己快樂”，這便是傑雷·魯賓的新革命設想。
在這種心理範式中，無意識和壓抑占據著一個戰略性的位置。無意識和壓抑是建立新型自戀的關鍵一環，它們通過掩蓋真實的主體，實質是在布置誘餌和設置壓抑底線，旨在實現一種“慫恿”，從而激發出一種難以抑製的再度征服真實自我的念頭，因為“那裏一切依舊，我應不期而至”。自戀是對無意識所發出的挑戰的一種回應，結果便是“我”被責令要找回自己，“我”要投身到一種無止境的解放、觀察和闡釋的活動中去。我們承認無意識，但無意識在成為想象或象征、劇院或機器之前，它首先應該是一種慫恿因素，指向一種無休止的個性化過程，每個人都應當“說出一切”，都應當從那些莫名、妨礙主體曆史延續的防護體係中解脫出來，都應當通過“自由的”聯想，通過當今非語言的手段、喊叫以及釋放被壓抑的情感來個性化自己的欲望。另外，（性、夢、口筆誤等）一些被當成邊角料的東西，也都被放在性欲的主觀性與意識的層麵加以回收利用。無意識就這樣擴大了人的空間範疇，所有的糟粕都被納入主體的範疇。由此，無意識開辟出一條通向無限自戀的道路。全麵徹底的自戀則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表明心理的最新變異，即不再需要心理分析的闡釋，而是需要心理分析師的緘默，以便從心理大師的話語中以及從現實的參照係中解放出來，被欲望支配的接受心理分析的人，處在一種自我**的輪回中，他們隻有依靠自己。當所指處在各類能指手段的下風時，當話語本身讓位於直白的情感時，當外在所指對象湮滅時，自戀便不再有任何的障礙，它可用各類激進的方式來實現自我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