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人對抗全體的戰爭中，出現了由懲罰性、堅定的“超我”的發展所引發並擴大的內部爭鬥，這種內部爭鬥源自家庭的變遷，如父親的“缺位”以及依賴心理教育專家和顧問的母親。因頻繁離婚而“消失”的父親，使得兒童把母親想象成為閹割版的父親，於是兒童便幻想著通過獲取聲望或模仿成功人士來取代父親或擁有男性**。寬容的教育以及父母的作用日益社會化，使得家庭權威的內在化變得困難了，然而這並不能摧毀“超我”，反而將“超我”的內涵朝著一種越發“獨裁”與冷酷的方向去改變。“超我”實際上是以博取聲望及成功的命令形式表現出來的，如果不能實現，那麽它則會不可避免地引發對“我”的批判。傑出人士、明星以及偶像們所展現的魅力不可阻擋，再經由媒體的添油加醋，更“加深了對聲望與榮耀的自戀性的渴望，慫恿普通百姓去效仿明星，去厭惡同類，從而使得人們越發難以接受那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由此，美國成為一個“崇拜者”的國度。與心理學顧問摧毀了父母對自己教育能力的信心並加深了他們的憂慮一樣，與名流人士聯係在一起的幸福觀則滋生出了懷疑和焦慮情緒。自戀社會衍生出了一些遠大的抱負，一些不可能實現的抱負，導致了人們去詆毀與蔑視自己。享樂主義社會催生出表麵上的容忍與寬宏，但事實上，焦慮、不堅定以及挫折感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麵積的蔓延。自戀更多的是源自對“我”的恨，而非對它的崇拜。
那麽，名人崇拜呢？世上的紅人與大人物們所受到的尊敬減少了，但這意義深遠。電影“明星們”的命運與一些偉大的政治領導人及“哲學”思想家們如出一轍。有知識、有能力、讓人肅然起敬的人物風光不再了，因為他們被個性化的進程所風化了，因為個性化進程讓人無法長時間容忍如此露骨的不平等以及如此明顯的距離感。由此，人們見證了心理分析的崩潰，見證了曆史巨擘的終結，見證了可為之自殺的明星們的落幕，取而代之的是大批名不見經傳的思想大師、沉默的心理分析師、群星爭輝的夏季以及可推心置腹的政治人物。一切能給人以絕對感、讓人高山仰止的東西都不複存在了，名流們失去了光環，不再有強大的煽情能力。明星們不再能夠長期走紅，新“嶄露頭角”的人物遮蔽了昨日明星們的光芒，這其中便是個性化的邏輯，它與傾力製造沒有個性的大人物的流習是格格不入的。明星、精神領袖們的過時與客體的過時是同步的；在“一流人物”的輪換中，個性化則代表著豐富與加速，任何人都不再能夠成為偶像、成為“大腕”。伴隨著個性化進程的是泛濫的人物形象與聲望，伴隨著“人性化”到來的是飛速膨脹的時尚。因此，“名人”越來越多，但人們對其情感關注則是越來越少；個性化的邏輯催生出了對於偶像們的一種冷漠，一種短暫的迷戀和隨之而來的疏遠。當今時代不再景仰“他者”，而是崇拜成就以及自我塑造，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采用各種方式來隨意表達自己，如環保運動、女權主義、心理文化、扮酷的兒童教育、“實踐”時尚、斷續或兼職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