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藝術現代主義不再能夠在社會上掀起波瀾，那是因為基於享樂主義的大眾文化盛行起來，它與技術經濟秩序發生越來越公開的衝突。享樂主義是資本主義矛盾在文化上的體現，這是因為“商業行業一方麵希望勞動者幹得多，掙得少，享受得遲，一言以蔽之，勞動者要像機器中的一個齒輪。而另一方麵，商業行業又要鼓勵娛樂、休閑以及放鬆，即要人們白天盡心盡職，晚上縱情享樂”。這隻是一些不協調，而不是與生產方式伴隨而來的導致資本主義出現各種危機的矛盾。貝爾以功利主義等級經濟秩序與享樂主義要求之間的差異為理由，令人信服地闡釋了每個人在每一天所經曆的這種基本矛盾。但是，無論個性化的舉措是多麽地靈活、豐富，至少在一個可以預見的未來，這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將不可能得到明顯緩解。“冷待”的要求遇到客觀上的限製，因為勞動曆來都是必須的，與對享樂的要求相比，對勞動的要求依然是僵化、不近人情和武斷的。自由空間以及個性化越多，勞動就越顯得枯燥乏味，精神也就越空虛。可以說，讓人唯一感到充實的地方便是“自由的我”的私生活。出乎持樂觀主義的“第三次浪潮”信奉者們的意外，靈活的作息製度、家庭辦公以及業餘工作，這一切都不會改變時代的主流特征，即一項單調、乏味但必須的工作與一種盡情釋放自我、盡情享受自由和娛樂的願望二者之間針鋒相對的特征不會改變，而各對立麵共存、非穩定化以及離析分化成為我們特有的生活方式。
然而，要想明確經濟與文化之間的結構卻並不容易，從本質上而言，這樣一個理論將會遮掩文化真正的架構，也會蒙蔽資本主義的激勵作用以及享樂主義“生產樣”的作用，它還會過度簡化、概括化文化矛盾的本質。在“經濟基礎”裏，文化要服從於強勢的管理規範，這點明顯表現為文化產品也被工業化了，文化也要遵從一定的效率以及盈利規則，同樣也需要通過廣告宣傳造勢以便推廣銷售。與此同時，經濟技術的發展也離不開商品促銷、享樂主義、時尚、大眾、交際、動因研究以及工業美學。由此看來，生產將現代主義文化價值觀加以整合並為己所用了，而在“輝煌三十年”及其後，對消費品的需求又使資本主義得以擺脫了生產過剩及其周期性的危機。很明顯，享樂主義本身便是資本主義維持運轉以及實現擴張的一個條件，在此條件下，將享樂主義看成是資本主義的矛盾所在又怎能站得住腳？沒有了旺盛的消費需求，便沒有了經濟恢複，也沒有了可能的中長期經濟增長。消費表現得像是把個體整合進社會的一種靈活的工具，像是一種調和階級矛盾以及一種打消革命念頭的手段。如此一來，又該如何看待這種二律背反的文化理念呢？享樂主義在此已不是一個單純的線性悖論了，因為它在製造出一些衝突之際，卻同時也在平息另外的一些爭端。消費以及享樂主義使尖銳的階級對立得以化解，但這要以普遍的主觀意識危機為代價。我們社會中的矛盾不僅源自文化與經濟的背離，也源自個性化進程本身，源自係統、自戀型的個體化及微型化進程。因此，社會越是人性化，失落感也就越常見；寬容及忍讓越多，對自己也就越發不信任；越是長壽，也就越害怕衰老；工作越少，也就越不願意去工作；習俗越是放開，空虛感也就越是強烈；交流與對話越是製度化，個體也就越發感到孤單、越發感到難以適從；福利越是完善，抑鬱感就越強烈。消費時代製造出了一種普遍的非社會化，它微妙且難以覺察。社會混亂已沒有了章法，而有針對性的排斥也不再有紀律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