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木的新麵孔們不會為西方的墮落、意識形態的壽終正寢以及“上帝死了”而哀歎不已。尼采所分析的歐洲虛無主義是對所有高尚價值觀的極度貶低以及意識上的虛無。與之有所不同的是，絕望與荒誕並未伴隨著大眾的懈怠而出現。後現代的虛無完全由冷淡而起，它不同於“被動的”虛無主義，也不為普遍的虛無而感傷；同樣，它也不同於“主動的”虛無主義，也不會為此而自我毀滅。上帝死了，偉大的信念也湮滅了，但是“全世界都不在乎”，這便是那張快樂的新麵孔，這便是尼采曾為抑鬱的歐洲所給出的斷言。意識的空泛，理想的破滅，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並未導致更多的憂慮、更多的荒誕以及更多的悲觀。但這種依然帶有宗教性質的悲觀看法卻與大眾那日漸濃重的麻木相抵觸，上進或墮落、確定或否定、健康或生病，都很難有一個定論。“不完整的”虛無主義及其世俗的代用品迎來了自己的時代，我們對於感覺、性與享樂的渴望無法掩蓋與填補由上帝之死而形成的意識上的深淵，因為冷漠並非一種形而上學的悲傷。苦行理念不再是現代資本主義的主流形象，高明的宗教治理手段也失去了效果。依然是消費、享樂與放縱，結果便是生命的消沉與倦怠，便是由機械性的無意識活動和絕對的服從而引起的感受力的鈍化，便是由罪孽與罪責感所引發的情緒上的緊張。[13]我們已經習慣於性欲、創新及個性化的資本主義，我們最終將何去何從呢？[14]後現代的鬆懈實質是對麻木、約束和虛無的一種放縱，“無拘無束”由此終結了苦修的契約。後現代是一種旨在放寬並解除情感約束的體係，受集體約束的欲望由此得以鬆綁，能量由此得以釋放，由生活現實引發的緊張情緒以及屈辱由此得以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