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這裏是一九三○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隻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著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隻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麽，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隻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裏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於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裏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隻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麵，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為然的人，隻有這樣才可以苟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裏那裏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隻好變了真的蝸牛，才有“庶幾得免於罪戾”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著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麵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於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為“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