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顱相學風潮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經常在19世紀上半葉的文獻中發現對這一時期的記錄。顱相學在西方幾乎遍地開花，根據時間和地理區域的不同而變化。最重要的是，英美和法國的作家都像中了魔咒一般，他們充分利用了顱相學家賦予大腦和頭骨的霸權和後者提供的新手段。除了提供研究身心關係的一般視野，它們一方麵可以被用來（與舊的和最新的相貌學工具一起）描述小說中的人物，決定他或她的行動或命運，或指導關係和行為。另一方麵，這些工具似乎給了讀者一個可破譯的符號代碼，且強化了情節的真實性或必要性。因此，敘事者和詩人長期以來都與顱相學保持著緊密的關係。例如，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查爾斯·狄更斯、夏洛特·勃朗特、喬治·艾略特、埃德加·愛倫·坡、赫爾曼·梅爾維爾、馬克·吐溫、沃爾特·惠特曼、奧諾雷·德·巴爾紮克、司湯達、維克多·雨果、查爾斯·波德萊爾，仿佛是一種在熱愛下做出的選擇，將19世紀的小說與加爾的生物聯係在一起[112]。
藝術的表現形式與科學的沒有什麽不同。一方麵，藝術表現是一個圖像庫，可以為顱相學研究中能力和傾向的部分提供一些材料。另一方麵，對顱骨的關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以一種對等循環的方式，激勵了大量的肖像、半身像和塑像製作。1836年，記者兼藝術評論家泰奧菲勒·托雷（Théophile Thoré）出版了一本關於顱相學的大型詞典，主要供藝術家使用，它被定義為“從統一的角度”研究人類的新科學，而基督教在近兩千年的時間裏，一直以執著的二元論方式解釋一切：上帝與魔鬼，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身體，等等[113]。19世紀上半葉，在歐洲非常活躍的漫畫藝術也沒能逃脫顱相學的“狂熱”。例如漫畫家、狄更斯小說的插畫師喬治·克魯克尚克（George Cruikshank），他的版畫集出版於1826年，其中他諷刺了那些宣揚可以在頭部找到所謂“功能”的人；奧諾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也嘲笑了那些信奉顱內檢查儀式的人。信仰與嘲笑、滑稽模仿相結合，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麵，相得益彰[114]。到最後，顱相學與攝影技術產生了交集，二者之間有豐富的交流[115]（圖2.10和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