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將軍、大使約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一同在歐洲逗留期間，年輕的尼古拉斯·比德爾（Nicholas Biddle），未來的銀行家和記者，在目睹了拿破侖的加冕儀式後，參加了加爾和施普爾茨海姆在卡爾斯魯厄的一個係列講座。1807年，他回到費城，將一個頭骨連帶其他旅行紀念品一並帶回，並在頭骨表麵刻下了腦區的輪廓。喬治·庫姆後來評論道：這是一件極具曆史價值的遺物。幾年後，該市的醫生成立了一個中央顱相學會，通過傳播二手宣傳材料，試圖喚起當地輿論的同情。此外，這也使得“偉大道德引擎”——教育發生變化，它也是研究有效的突破口[137]。
1825年，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與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開始通信，兩位都是偉大的總統。在信中，傑斐遜提到，他讀到了一本不同尋常的書。其中，皮埃爾·弗羅倫斯關於神經係統功能的實驗得到了其高度讚賞。法國生理學家曾對動物的大腦和小腦進行了部分切除，其他部分則保持不變，並將切除後的效果記錄了下來。傑斐遜認為，其結論是，生命可以在一個已經被剝奪了思考器官、完全不具備思考能力的生命中延續下去。那麽，唯靈論者對此有何看法呢？亞當斯對此表示懷疑，他認為腦叢中的解剖研究，永遠不會顯示出物質和精神之間的區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存在著“宇宙的活躍原則”：人類僅憑智力無法參透它究竟在哪裏，無法滲透到現實的本質[138]。約250年前，傑斐遜曾參加過愛爾維修夫人（Madame Helvétius）在巴黎舉辦的沙龍，認識了一些空想理論家，並大加稱讚喬治·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的《人的肉體方麵與道德方麵之間的關係》（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這部作品，認為該部作品為統一人類科學奠定了心理物理學研究基礎[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