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能夠綜述自然界物質存在的“原型”？在對這一點的研究上，加爾同意歌德的觀點。歌德曾在1790年提出“原型植物”的假說（Urpflanze）時使用了這種概念。而這種以植物結構為原型的觀點，赫爾德在更早的時候便提出過，並且他在自己的器官學著作中，主張將大腦描繪成椎體神經軸的一種延伸。這一論斷引起了部分解剖學家的爭議，這種詩性解說似乎難以讓人理解。加爾更傾向於讓曆史與時間，解決“機械論—生機論”的困境。他的闡釋如下：古代的自然學家講授了生命是如何從組織中誕生的，以及所有自然現象是如何通過原子的結合而產生的；這之後，人們意識到，屍體中不久前還非常活躍的化合物，很快就會變為死氣沉沉的骨頭和肉體；隨後人們有了一種構想，即在與注定要消解的身體分離之前，體內存在著一個具有生命力和運動能力的靈魂，這是一個對大多人而言都很容易接受的假設。幾個世紀以來，這一命題不斷調整變化，從中產生了許多關於生命的定義，直到對於現象的精準研究的出現。比如哈勒的應激性理論，他認為應激反應是動物纖維一類物質的特性，它們都符合造物者的創造規律。假設更高層次的規律（有機物的特性）並不否定先前層次的屬性（物理和化學），更高層次規律確實會使後者有所改變，增加後者的內容。除了對身體規律的了解之外，除了對存在現象的闡釋之外，加爾更加關注力量和質量的多元主義，而在這種關係互動中，上層的級別包含下級。
加爾的作品充滿了反哲學氣息，這是不容忽視的。加爾寫道：他在德國常常聽人大談康德，但他認為康德本人並不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因而他表示無法理解關於康德的任何事情。康德、費希特和謝林的著述使他感到厭煩，因為他們的風格拘泥於形式且艱澀難懂，而且隻會以高高在上的角度來看待現實。德國的理想主義（顯然）過於深刻：無論多高的智慧，也無法在狹小房間內發掘那些隻有在廣闊大自然中才存在的珍寶。另外，在1798年致馮·雷策的信中，加爾希望推行一種新風，讓每個“天才”建立自己的思想體係並尋找思想繼承者。基於這種經驗積累，不超過十年，便可建成一座輝煌的大廈。對於康德、維蘭德（Wieland）等天才而言，死亡便意味著他們思想的消亡。遺憾的是，沒人會保存成千上萬個偉大、傑出者的頭骨，並讓它們流傳下來，盡管這對繆斯神廟來說，會是絕妙的飾品[94]! 康德在去世前幾年才接觸到顱骨（Sch?dellehre），研究後，他獲得了一個頭部顱相學模型，可惜當時他的心理、生理狀態都不佳。他的部分簡短注釋表現出了對該學說的些許興趣，而他的這種興趣在最近幾年才逐漸出現在大眾視野中。此外，加爾的學說還引發了日耳曼地區對頭骨，尤其是名人頭骨的某種研究熱潮。這對盜墓者而言，簡直是賺錢的天賜良機。與此同時，這也加深了死後可能會被斬首的人的恐懼心理。在這種背景下，當康德於1804年去世時，他的頭被剃掉，用作石膏模型，作為非凡的頭腦受到解剖分析[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