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修行的目標之一就是同生死，在自己的心中將生死的界限修煉得模糊起來，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佛教的修行恐怕就是如此，作為一個世俗之人，也可以做這樣的修行。但是，這個境界不容易達到。
人生的所有痛苦全都來自欲望。社會學大家韋伯早就把人的主要生存動力概括為三個東西：金錢、權力和名望。社會就按照這三個東西劃分階級和階層，富人和窮人是兩個階層，有權者和無權者是兩個階層，有名者和無名者是兩個階層。當然這個兩分法隻是兩個極端，社會人群並不是非此即彼劃分的，而是從最富到最窮的一個色譜樣分布；從最有權到最無權的一個色譜樣分布；從最有名到最無名的一個色譜樣分布。這個分布並不是均勻的，而是統計學所說的正態分布（兩頭小中間大的分布）。
正因為在這三種資源上，社會呈兩頭小中間大的正態分布，人們才備受刺激，才羨慕嫉妒恨，才拚命去爭奪這些資源，而社會在人們對這三種資源的爭奪中逐漸發展和進步：因為要變得有錢，人們才努力勞作，拚盡體力，絞盡腦汁，而在人們的競爭中，經濟發展起來。如果無論怎麽努力也不會變得有錢，人們就會喪失工作的動力，這就是公社時期農民都不愛種地和大鍋飯時期工人都不愛做工的原因。人們考公務員，拚命把工作搞出成績，也很希望官做得大些，再大些。與此同時，各項公共服務也發展起來。同理，正因為想出名，作家才寫小說，演員才表演，畫家才畫畫，音樂家才作曲。於是我們才有好小說看，有好電影看，有美好的畫作和音樂供我們欣賞。
從宏觀角度看，社會就是在人們對錢、權、名的激烈競爭中不斷地發展起來，實現了良性循環，隻要強化競爭規矩，使得人們能夠在一個公平的賽道上平等競爭，就不會出現大問題。過去在完全實行公有製的年代，實際上就是取消這個競賽，所以人們變得無精打采，經濟也停滯不前。改革開放之後，加入了私有成分，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變得有錢，於是社會生活一下子就活潑起來，經濟也快速發展起來了。在我們這代人年輕的時候，總是要批判名利思想，想把人追名逐利的欲望打壓下去，其實人的欲望不會因為批判而改變，它其實倒也不是什麽太壞的東西，反而是社會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