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馮唐還不大熟的時候，有一次問他：“你覺得自己是個講故事的人還是故事中的人？”他答：“恐怕主要還是個觀察和講述之人。”在我準備寫自傳的時候，這是一個在心頭縈繞不去的問題——總覺得隻有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才應當寫自傳，如果人生沒啥故事，隻是寫故事的，就不應當寫自傳。按照這個標準，隻有曆史人物才可以寫自傳，曆史上沒有一筆的就不該寫。
直到看到格裏耶的自傳，才覺得自己沒準兒也可以寫寫。他就是一位作家，這輩子做的事就是寫小說，拍電影，他自己的人生除了每個階段的感受，也沒啥故事。既然他可以寫，我也就可以寫，或者說可以寫像他那樣的自傳：不是足以載入曆史的人生故事，而隻是一些思考和感受的片段。
1952年：出生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幹部家庭。爸爸媽媽都是後來被叫作“三八式”的幹部。他們是1938年紅軍到達陝北後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識青年中的兩個。他們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壓力也不算太大。隻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時我才七歲，不大懂事，家裏也沒人對我講這件事。所以到1962年開“七千人大會”給爸爸平反後，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這件事，在我那裏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波瀾不驚。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過一點問題，但是他們都很小心地掩飾過去了。所以直到我過了青春期，從來都沒聽到過什麽關於他們倆的壞話，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個“和諧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發展得比較健康，大概同我生長的環境從來沒有過太大的精神創傷有關。這個生長環境給我帶來的唯一負麵影響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緒不容易激進，成功的動力不容易太大——因為從來沒有缺過什麽，也沒有過什麽大的挫折感，於是也就沒有太多強烈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