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第六卷中，溫斯頓?丘吉爾爵士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那是1945年7月的波茨坦，當時他就在杜魯門總統和斯大林元帥身旁，目睹了杜魯門總統告訴斯大林元帥，接下來幾個月會有一件大事發生：西方世界即將誕生一位新的天驕，他筆下的作品注定流芳百世，對我們的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元帥禮貌地表現出些許興趣和好奇的樣子—顯而易見，他對杜魯門總統口中的天驕毫無興趣，更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溫斯頓爵士在書中寫道：
他並不清楚被告知的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如果他對世界範圍內正在進行的革命事件稍有了解，他就應該會對這件事提高警惕……但是他臉上的表情顯得依舊愉快而和藹……
根據杜魯門總統的說法，斯大林元帥壓根兒連一個問題都懶得問。
斯大林元帥最後得知的事件也並非是杜魯門總統口中所指。盡管這可能隻是時間上的巧合，但就在原子彈襲擊廣島和長崎的同月，一本名為《動物農場》的小書即將橫空出世，出現在各大書店的書架上。一方麵，毫無疑問，如果當時知道了這件事，元帥對兩者的反應多半也會是大同小異；另一方麵，雖然他得知這些事花費的時間長了些，但也許，他的反應依舊不合時宜。雖然僅僅源於巧合，讓這兩件事在1945年的8月不期而遇—盡管兩者花了幾乎同樣長的時間來準備—喬治?奧威爾用一生的經曆和智慧構思出了《動物農場》這本書，並於1943年11月提筆，1944年2月成書。也正是在這一月，曼哈頓計劃同樣步入**。但是這個巧合，一定也給奧威爾帶來了滿滿的悲傷與諷刺：有些人認為，站在一個更廣泛的曆史背景下看待問題，第一顆原子彈所針對的對象，或許是一個與對日戰爭完全無關的政治目標。還有不少人確信，《動物農場》的政治目標與那顆原子彈所針對的對象不謀而合。奧威爾本人也許會同意這兩種說法。但他肯定也會發出辯解：個體的敵人並非單獨的個體或政府，而是整個世界範圍內有能力生產和使用原子彈的體係或製度。而發生於1945年8月的巧合就更值得注意了—湯因比教授尚未出世的弟子們很可能會指出，這段時間發生的挑戰與回應，大概是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爭辯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