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朝末期的綱常失序
明代文官來源均為以熟讀四書五經等聖賢之言，加上祖宗之言、今上之言，並以八股成文經層層嚴格的考核和篩選而進入仕途的文化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知識分子。隻是他們是被抽去了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後成為帝國的奴才，也即機器和螺絲釘，隻有鑲嵌在帝國機器上才能運轉。
進入仕途就是進入了王朝政治的統治階層。漢代早期的文宣漢武之治在經濟上是王朝的鼎盛時期，社會思想文化相對發達，而到西、東兩漢的末期統治階層受到外戚和宦官的雙重幹預，政治影響力走向沒落，證明機器已經衰朽，需要改良，否則就可能被拆毀。
在國家承平之際，皇權專製，國家之文官，大臣和國家休戚與共，輔政大臣與王室無血緣關係但是相處和睦，那是因為有共同認可的價值觀。但主少國疑之世時，則有可能出現母後垂簾聽政，而導致外戚和宦官的幹政，這樣有正義感的儒臣就會根據儒家道義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不避生死，挺身而上批評朝政，即使殺身成仁也在所不惜，這類文官的行為被稱為殉道。也就是孟子所言的大丈夫精神：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孟子對於大丈夫的浩然之氣有如下論述：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之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也。
洪大而有剛性的浩然之氣，順天道運行：一方麵必須時時處處在理性指引下，長期堅持點滴積累，不然就會氣餒；另一方麵它又不能靠偶然的外力助長，不然同樣氣餒。兩方麵的綜合就是“直養”，意味浩然之氣的培養是內在的，其過程是自然的。正如孟子形容源頭活水：“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離婁下》孟子所謂的養浩然之氣所要達到的人生境界就是“上下與天地同遊”表現了最初的“天人合一”的人生修養和理想的至高境界，有可能出現的就是具有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不召之臣和具有特立獨行人格的狂狷之士。孔夫子說“不得中行，也必狂狷”“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2]充分肯定了知識分子堅韌不拔勇猛精進高尚品格和舍身取義死而後已的道德情操。這些論述，對於士人獨立人格和個性化風格形成具有極大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