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懷的《板橋雜記》和張岱的《陶庵夢憶》均為明末遺民典型的懺悔文學，對於明清之際盛衰存亡也多有反思。兩者都是把沉痛的興衰存亡之感，寓寄於對於舊日笙歌燕舞繁華綺麗往事的回憶，借以警示離亂之後隨世俯仰的芸芸眾生。不過在筆者看來這些文字包括冒襄這篇《影梅庵憶語》，在回顧往事的同時，多半對於自己在花街柳巷的如魚得水生活存在著炫耀和欣賞的情結，更多的是對往事已被雨打風吹去的流連。和當年石頭城下的南唐亡國君主李煜一樣，存在著那種“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江山興亡、黍離之悲和繁華不再的感歎。心底還是對於舊王朝覆滅的深深懷念。
明清鼎革之後，作為明末複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有《影梅庵憶語》一文，對於他和秦淮名妓陳圓圓、董小宛之間悲歡離合往事的傾情追憶。嚴格地說這是一篇悼亡之作，寫於他的小妾董小宛去世後的順治八年（1651年）。
冒襄是明末複社“四公子”之一，四人皆有出眾的領導能力和翩翩佳公子的才學相貌，因而具備相當的個人魅力，是崇禎朝中後期輿論的主要引領者。這些公子哥兒家庭出身高貴，且有著紮實的經濟基礎和饒富豐厚的家產可供揮霍享用，自然是秦淮諸多名妓所追慕的對象。他們的父輩都是朝廷重臣，或者為東林黨的中堅骨幹，或與東林領袖私交甚厚。陳貞慧父親陳於廷曾任左都禦史；侯方域父親侯恂曾任戶部尚書；方以智父親方孔炤曾任右僉都禦史銜湖廣巡撫；冒辟疆祖父冒鶴齡曾任雲南寧州知州，父親冒起宗曾授職湖南衡永兵備道，崇禎末年任山東按察司副使督理七省漕諸道。由此可見四公子皆出身高貴，在明末官場的人脈資源十分廣泛，這些都是他們從事政治運作和出入花街柳巷吸引士子和妓女眼球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