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裏的窩裏鬥，大部分在大臣們彬彬有禮的麵紗之下，暗潮洶湧不露聲色圍繞著皇帝臉色進行著。除了皇帝有了明確的政治傾向後，才開始明火執仗起來。因為帝國在朝堂上議事，在一般情況下是實施“言者無罪”的開明政策的，尤其是對於台諫的言官更是有著“風聞言事”的特殊優惠政策，以鼓勵廣開言路，在彈劾大臣劣跡方麵有著較大的言論自由，也算著一種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大臣權力的製約。
然而，誠如孔夫子所言，在政治清明的有道之世當大官是一種榮耀，而在無道之世有道德的人是應該退隱而獨善其身的，這說明了知識分子的“達則兼濟天下，窮者則獨善其身”不為名利地位所左右潔身自好的價值理念。所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一是暴政惡政當頭絕不助紂為虐；二是在王朝即將傾覆在大牆倒塌之際，不至於危及自身，顯示了儒家精明的自我保全之策。而鼎移祚變前夕，朝廷綱常的內部鬆動，導致了黨爭的激烈，進一步加速了帝國覆滅的速度。
崇禎十年以前，朝中權臣溫體仁一黨同複社的鬥爭尚未在明麵上爆發。雙方表麵上看相安無事，但暗中的較勁一直未停止過。表麵的風平浪靜，深水的暗潮洶湧，各自都是潛流中的遊魚，必然在適當的時候掀起新一波的滔天巨浪。溫體仁一黨是在朝堂上惡虎，虎視眈眈地瞄準著複社文人的一舉一動，伺機反撲撕咬。老溫常常與蔡亦琛、薛國觀密謀如何找茬整垮複社，加害複社人士。
張溥雖然閑居在家，也是狼眼環視四周，通過各地的複社關係搜集溫體仁家族種種在家鄉違法亂紀的事實。尤其是一些家在浙江吳興一帶的弟子來到太倉，給他講述溫氏子弟橫暴鄉裏，招權納貨的行徑，他聽後，常常和朋友們當成笑話談起，以揭穿溫氏表麵上廉潔奉法的虛偽嘴臉。而他們的笑談往往又流傳開去，讓溫體仁得知，這樣雙方的矛盾更加尖銳。[1]崇禎九年（1636年）一係列看似意外事件的發生，終於使得溫體仁等人認為已經找到對於複社下手的機會。這一年二月，淮安衛武舉人陳啟新越級向朝廷上書言事，正逢崇禎皇帝欲想廣開言路，於是陳啟新破格擢拔，拜為吏科給事中。陳的驟然高升，引起人們的羨慕，不少輕浮燥進之徒競相效仿以圖幸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