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藏書往往是和讀書、編書、出書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圖書的編輯、印刷、出版、發行的產業鏈是在市民社會的需求和市場經濟發展中初步形成。這使得圖書從士大夫階層的專利和帝王專製統治政治洗腦工具的狹隘局限中解放出來，成為市民欲望追求和表達的載體，成為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傳播的渠道。圖書由此從被程朱理學改造後的儒家馴服愚弄老百姓，束縛天下讀書人的政治教化的產品，轉化成市民階層所需要的文化商品或者愉悅身心獲取知識的價值載體。其性質和品質發生了質的飛躍，即既有文化科技的傳播功能，又具備了一般商品的屬性，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受到價值規律和市場看不見手的操縱。
如果說圖書的廣泛傳播得益於印刷術的科技創新，那麽德國文藝複興最大的亮點乃是德國人古登堡（1398—1468年）在歐洲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推動了歐洲圖書市場的形成，打破了統治者對於圖書的壟斷，逐步形成市場，使得人類文明的成果超越時空得以傳播，這才產生資本主義最初的權益理念。而中國的畢昇（1041—1048年）早在北宋時期就發明了膠泥的活字印刷，發展到了明末這項技術完全成熟，不僅出現了木版套色的彩色印刷，而且可以靈活使用木製雕版和鉛製、銅製的活字印刷，推動了圖書生產的流程化和市場化的步伐。馮夢龍等一幹底層文化人其實就是根據市場需求將寫書、編書、出書當作謀生的手段，客觀上起到了教化和引導民眾文化審美消費需求的積極作用。
廣泛的社會需求激活了士大夫階層和底層文化人士的文學藝術創作，根據市場需求，圖書刊行由朝廷、官場的壟斷走向社會和民間，使得文化精神的傳承發展從形式到內容呈現多元化、社會化、商品化、市民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