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中裴炎成了宰相中唯一的顧命大臣，也由此卷入了高層政治的旋渦。裴炎親領的這道遺詔，為日後政壇的諸多波瀾埋下了伏筆。
高宗之所以有“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後進止”這樣的遺囑，全是出於對儲君李顯的顧慮。李顯是個資質平平的人，遠不及李弘、李賢。
在李顯監國期間，玩心不改，仍然大肆遊獵。高宗與武後對他費盡了心思，除了加強東宮屬官的力量之外，還特別立李顯之子李重照為皇太孫，目的就是讓李顯安心，好好學習政務，多少要有個登大位的準備。可是李顯對父母的這一番苦心並不領情，依然我行我素。在三年半的太子實習期，幾無長進。
武則天此時，麵臨著人生的全新局麵。事態進入了最微妙的狀態。
太子李顯應在十二月初六在靈柩前繼位，七天後正式冊立為新君。按照慣例，在這幾天過渡期內，雖然還沒正式冊立，但隻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發號施令。國家事務，一天也不能停轉。可是誰也料不到，受到高宗高度信賴的侍中、唯一的顧命宰相裴炎在這時候忽然插上了一杠子，改寫了曆史。
他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忽然提出：嗣君既然還沒正式受冊，也沒開始聽政，那麽就不宜發號施令。這幾天國家有什麽急事需要處分的，應該由宰相奏議，然後由武則天以“天後令”的形式，下達到門下省執行。
這個建議，石破天驚，鴨子遊水，動作在下麵。
此建議其實並沒有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為實際上的新皇帝並開始執政，大臣們哪裏會有異議？而且更為可怪之處是，他的建議與遺詔的關鍵點正好背道而馳。高宗遺詔說“軍國大事不決”之時，才聽取天後的意見，而裴炎的建議則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議定，呈報天後，再由天後發話。而門下省又是負責審核政令的部門。裴炎這個門下侍中，恰是門下省的首長。同時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設在門下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