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綱雖為江南西路的方麵大員，卻不能不關注朝政。憑他積年的經驗，深知前述“上下恬嬉”，以苟安一隅為得計的暗流，一直在小朝廷中洶湧。紹興六年六月，發生地震。按中國古代傳統的天人感應迷信學說，無非是上天示譴。宋高宗不得不為此下詔，要求“內外臣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毋悼後害”。李綱也乘機“列八事奏上”[1]，奏中特別提出行在遷移的問題：
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既降旨，以趣營繕，又具例，以敕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俟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決邪？夫建康在東南，為形勝之地，在今日為不可不駐蹕之所。臣嚐條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舍臨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懷土以安，實能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臨安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測之虞。曷若建康，襟帶江、湖，控引淮、浙，龍盤虎踞，自古稱為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出睿斷，人人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遙製，豈可同日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投龜而決，早降詔旨，以慰士（民）之心，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2]
紹興四年冬，是趙鼎將張浚重新引入朝廷。但到紹興六年，兩人的分歧和矛盾就逐漸暴露和發展。張浚認為，“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但“朝論同者極鮮”[3]。可知李綱的主張與張浚相同，主張建康或臨安，決不是行在設置的地點之爭，其實質乃是抗金與降金之爭；而“朝論同者極鮮”，正表明士大夫的多數，無非是狃於“上下恬嬉”的故習。這正是李綱十分憂心者。在眾多的反對搬遷者中，最有力者是趙鼎。他提出一個折中性的方案，並得到宋高宗的同意，後於九月將“行在所”自臨安府遷往平江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