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受邀參加了兩場雞尾酒會。這是我在戰後第一次回國，還不太適應當時國民的情緒，當然，每個人都在做著一些與戰爭相關的工作，或者至少想去做類似的工作。大家每天都在談論這場戰爭，當時，在我的印象裏，大家還並非全力以赴，在隨後與各階層的接觸中這一印象變得更為確鑿，但是我試探著向別人提起這一印象時，卻遭到了嚴厲的反駁。在一些宴會上，我遇到了一些內閣大臣以及媒體大亨，當我問他們怎麽還會有時間出來社交時，他們卻說，我們總是要吃飯的吧。飯店裏人滿為患，在麗茲酒店（the Ritz）用餐時，你幾乎可以見到認識的每個人，劇院的生意也不錯。倫敦的燈火管製要比巴黎嚴厲很多，人們對此抱怨連連，說這非常影響生意，又幹擾了正常生活。幸運的是，出租車司機已經能夠在黑暗中駕輕就熟，喜歡泡夜店的人也沒受到太多影響。
人們對張伯倫先生有很多怨言，很多人都說他到後期變得非常傲慢，已經聽不進任何人的意見。別人告訴我說，他聯合約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和塞繆爾·霍爾爵士（Sir Samuel Hoare）一起掌控了這個國家，而議會已經變得無足輕重。任何人敢對他們有一點不順從就會被組織秘書長馬傑森（Margesson）無情地鎮壓下去，很多知名的報紙都盲目地支持首相。下議院（the House of Commons）中的反對力量，還有工黨（the Labour Party）以及廣大人民群眾都認為，要想贏得戰爭，就需要有一個更強有力的內閣。但是他們也知道，張伯倫先生是多麽固執己見，他絕不會被人說服主動讓位於一個精力更為充沛的領袖人物，除非在海上或者陸地上發生了什麽駭人聽聞的災難，他才會被迫辭職。不管怎樣，這都注定是一個悲劇。
在這期間，我與張伯倫政府的幾位成員頻繁見麵，我記得一次晚餐後女士們都離開了，我們在餐廳裏坐了很長時間，當時至少有三位部長在場，他們饒有興致地談起了古典教育的好處，其中兩位對古希臘文化侃侃而談，不禁令我肅然起敬。我從沒見過張伯倫先生，但卻見過他的夫人。那是在一次大型宴會上，被邀請的有外交人員，還有內閣成員。從樣子上來看，張伯倫夫人就像是舊秩序時期（ancient regime）的一位法國侯爵夫人，同時，我做了自己感覺很貼切而有可能會讓有些人覺得不是特別恰當的比喻：她特別像《愛麗絲漫遊仙境》中的白色女王（the White Queen）。她對我非常恭敬，認為如果我更為努力，同時得到更為適合的題材，我將會在寫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她曾經讀過我的《隨意總結》（The Summing Up）一書，並且誠懇地邀請我有時間去唐寧街與她一起喝茶，這樣她就可以詳詳細細地告訴我她對這本書的評價，但是我最終還是沒有勇氣前去打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