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現在為止，我的各種手續都已經辦理齊全了，我在等有哪架飛機可以帶我去裏斯本（Lisbon）。一天下午，我離開了倫敦，坐火車來到了布裏司托爾（Bristol）。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開車來到了機場。坐上飛機後，我問飛行員，我們有沒有可能被迫著陸。
“那我們也太倒黴了。”他回答說。
我們飛到了海麵上，窗子都關上了，其中有一段路由“噴火”戰鬥機護航，六個小時後到達了裏斯本。這架飛機上有很多郵件，乘客卻很少。我很幸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的一生都很幸運，因為不管走到哪裏，我都能夠遇到勾起我好奇心的人。飛機上的乘客中有一位美國人，我們很快成了朋友，這是一位舉止粗魯的年輕人，身高體壯，看起來笨手笨腳，大胖臉，一臉的天真無邪，大眼睛裏麵滿是友好之意，頭發亂七八糟的，就像一個墩布。他穿的衣服肥肥大大的，戴的帽子也有些驚世駭俗。他對我說，他和一群其他美國人（我記得他說有四十人）曾在格拉斯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戰爭開始時。他正準備參加期末考試，現在呢，他已經滯留在英國很長時間了，正想著如何逃離。我問他為什麽來格拉斯哥（Glasgow）學習，美國的好大學也不少哇。他說，在美國，要想進一個好的醫學院很不容易，除非你有錢有勢。我聽起這說法來覺得很奇怪。在我看來，美國經濟發達，又標榜民主，不應該出現這種情況，但是我沒有理由懷疑他說的話。我發現他從未去過歐洲大陸，所以隻會說英語，身上隻帶著有數的幾塊美元。我知道裏斯本是難民的天堂，經常人滿為患，所以提前打電報預定了賓館的房間。他對於今後完全沒有計劃，不知道以後要去哪裏，也不知道靠什麽生活，我從未見過如此無助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