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來，我們的生活及賴以安頓的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瘟疫、戰爭、封閉、隔離……“昨日的世界”已成過去，人類社會似乎又走到了新一輪變化的關口，不知前方會麵臨何等局麵。
幸好，還有許倬雲先生這樣的長者，不斷給予我們指引和安慰。在接受許知遠的采訪時，他說：“往裏走，安頓自己。”他以一生的行動，向我們示範了一個人如何在艱難困苦中自處，如何與命定的種種不幸抗爭或相融，修己以安人。
從七歲開始，他隨時任抗日戰爭第五戰區荊沙關監督的父親，輾轉於湖北、河南、四川各地的鄉野山間。先天不良於行的他坐在磨盤上觀察農民如何耕作，鐵匠怎樣打鐵，遠山的霧靄起起落落。出川的年輕人奔赴戰場永不再回來，稚嫩的麵龐七十年後猶在他的夢中浮現。他也隨父親讀《大公報》上張季鸞的評論，《觀察》裏費孝通的文章，還有《宋名臣奏議》和《日知錄》，聽父親分析太平洋戰場的戰況、戰報，長江及其支流的航道、水文。1953年，父親去世前叮囑道：“你們要努力，為未來的中國留下種子。”
所以，許先生從來都不是書齋裏的學者。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期間，他走上街頭參與民權運動；1962年，他放棄了美國的五份教職，回到台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工作，1970年到匹茲堡大學工作直至退休。在此期間，他還為《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寫了四十年的評論文章，與蔣經國、嚴家淦等國民黨高層多有交往，致力於推動台灣社會開放，被媒體譽為“台灣改革開放的幕後推手”。《西周史》本來是他獻給傅斯年先生的一本學術專著，在1993年“三聯版”的序言中，他說：“我對偉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與幻想。”此後近三十年間，他開始踐行“為常民寫作”的夙願，《萬古江河》《說中國》《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大眾史學著作風行海內外。他給大學生演講，給企業家演講，為兩岸三地的青年交流籌辦“浩然營”，為南京大學籌建“高研院”……近年來，更是借助互聯網平台鏈接到無窮遠方的更多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