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西方議會製度的向往
早在鴉片戰爭前後，有識之士就開始了對西方民主政製的認知和介紹。林則徐於1839年組織編成的《四洲誌》，就對英國的“巴厘滿”（Parliament即議院）作了介紹，對美國的選舉製度也給予了關注。稍後，魏源的《海國圖誌》、梁廷枏的《海國四誌》、徐繼畬的《瀛環誌略》也都介紹了西方國家“國事決於公議”的民主製度。至19世紀後期，對西方國家的議院的介紹已經流行於中文文獻，不過直至20世紀90年代，對Parliament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譯法，除音譯外，還有各種意譯。
郭嵩燾比較早地介紹了西方的議會製度。1875年在總理衙門任職時，在《條議海防事宜》中指明西洋立國之本在“朝廷政教”。次年他出任駐英公使，對議院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他在日記中寫道：
計英國之強，始自國朝，考求學問以為富強之基，亦在明季，後於法蘭西、日耳曼諸國。創立機器，備物製用，實在乾隆以後。其初國政亦甚乖亂。推原其立國本末，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者，則在巴力門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義；設買阿爾（Mayor即市長）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係，迭盛迭衰，而立國千餘年終以不敝。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國之本也。而巴力門君民爭政，互相殘殺，數百年久而後定，買阿爾獨相安無事，亦可知為君者之欲易逞而難戢，而小民之情難拂而易安也。中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適得其反。能辨此者鮮矣。
這清楚地表明，他視議院政治為西方國家的“立國之本”而心向往之。
王韜也較具體地介紹了西方各國的政製和議院：“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一人主治於上而百執事萬姓奔走於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違，此君主也。國家有事，下之議院，眾以為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此君民共主也。”主張最適合中國的政製即是“君民共治”，“君為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後可久安長治；民為主，則法製多紛更，心誌難專一，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得以下逮。”他還認為國家的強弱決定於國家的政製，西方各國之所以國富兵強，正是因為建立了議院，“無論政治大小，悉經議院妥酌，然後舉行，故內則無苛虐殘酷之為，外則有捍衛保持之誼，常則盡懋遷經營之力，變則竭急公赴義之忱。”反觀中國，則上下之情不通，“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與之也；民之所惡，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由此，中國謀求富強的途徑，則在於改革政製以“通上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