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商富國的主張
19世紀後期中國重商思想興起是受西方重商主義的影響。西方重商主義是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代表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學說和政策體係，其發展大體經曆了兩個階段。大約從15世紀到16世紀中葉是早期重商主義階段，這一時期的重商主義主張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貨幣輸出，增加金銀輸入；在對外貿易上奉行少買多賣原則，以換回更多的金銀，達到積累貨幣財富的目的，所以這個時期的重商主義被稱為“重金主義”，或“貨幣主義”，或“貨幣差額論”。大約從16世紀下半葉到17世紀中葉是晚期重商主義階段，這一時期的重商主義主張發展工業，擴大對外貿易出超，保證大量貨幣的輸入，達到積累貨幣財富的目的，所以被稱為“重工主義”或“貿易差額論”。兩個階段重商主義的共同點則是將貨幣作為衡量一國富裕程度的標準。
受西方重商主義的影響，早期維新士人開始摒棄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提出了“通商富國”的主張。
王韜是較早提出通商富國主張的代表人物。19世紀60年代以前，他基本上是重農抑商論者。60年代避居香港期間，他的思想發生變化，雖然還保留有“重本抑末”的傳統思想，但開始主張“借商力以佐國計”，“非崇尚西法不為功”，以發展礦業、工業、對外貿易和金融貨幣作為“開財之端”的措施。70年代，王韜從英國返回香港後，開始明確反對重本抑末，提出了“商為國本”的思想，認為“泰西諸國以通商為國本”，並舉英國為例，說明大力發展海外貿易正是其實現國富兵強主要途徑。提出“廣貿易以重貨財”，“開煤鐵以足稅賦”，“設保險以廣招徠”等主張；強調“通商於泰西各國，自握其利權”，“如是則可收西商之利，而複為我所有，而中國日見其富”。他還進一步提出了“先富而後強”的思想。他說：“富強之術，宜師西法，而二者宜先富而後強，富則未有不強者也。”王韜所說的“商”雖然是以通商為主要內容，但也包括近代工礦交通業，明顯受西方晚期重商主義的影響。在《興利》一文中他進一步闡發了富強為治國之本的思想，認為中國地大物博，本屬世界上最富強之國，主要的問題是統治者“不能自握其利權，自浚其利藪”，並具體提出了發展開礦、紡織、造船、鐵路等近代工業和近代交通，堅信“諸利既興，而中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