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自省的變局意識
19世紀後期，隨著列強各國的對華侵略日益加深，促使國人不無感到中國麵臨數千年未遇之強敵、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早在1848年，徐繼畬在《瀛環誌略》中已經朦朧地感到西力東漸已成大勢所趨，首先發出了“此古今之一大變局”呼聲。1861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感受到“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暴行，使他更是痛憤至深，“有天地開辟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衝冠發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裏地球中之第一大國而受製於小夷也”。他雖然因缺乏確切的世界地理知識而誤以為中國是“地球上第一大國”，但無疑表明這次戰爭給士人心靈上帶來的震撼是十分強烈的。他開始坦率地承認中國在許多方麵都比西洋國家落後：“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紀綱，一轉移間耳，此無待於夷者也。”雖然他承認西洋各國政治、文化有比中國優越之處，但並沒有由此得出應在這些方麵向西人學習的結論，而是認為這些都“無恃於夷者”。要改變這些“不如夷”之處，則在於“道在反求”、“振刷紀綱”。
1864年避居香港的王韜亦指出：“歐洲諸邦，幾於國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裏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所謂不世出之機也。”他主張因勢利導，避害趨利，以西力東漸之變局為中國求強之機遇，“夫天下之為吾害者，何不可為吾利？毒蛇猛蠍，立能殺人，而醫師以之去大風，攻劇瘍。虞西人之為害，而遽作深閉固拒之計，是見噎而廢食也。故善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橫，而特患中國之自域。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強中國，以磨礪我中國英雄智奇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