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實在不想說話，因為沒有什麽話可說。我對文藝界的情況很不了解。這幾年精力漸減，很少讀作品，中國的和外國的。我對自己也不大了解。我究竟算是哪一“檔”的作家？什麽樣的人在讀我的作品？這些全都心中無數。我一直還在摸索著，有一點孤獨，有時又頗為自得其樂地摸索著。
在山東菏澤講話，下麵遞上來一個條子：“汪曾祺同誌：你近年寫了一些無主題小說，請你就這方麵談談看法。”因為時間關係，我當時沒有來得及回答。到了平原，又講話，順便談了談這個問題。寫條子的這位青年同誌（我相信是青年）大概對“無主題小說”很感興趣，可是我對這方麵實在無所知。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提法，這提法是從哪裏來的。我隻聽說過“無主調音樂”，沒有聽說過“無主題小說”。我說：我沒有寫過“無主題小說”。我的小說都是有主題的。一定要我說，我也能說得出來。這位遞條子的同誌所稱“無主題小說”，我想大概指的我近年發表的一些短小作品，如在《海燕》上發表的《釣人的孩子》，《十月》上發表的一組小說《晚飯花》裏的《珠子燈》。這兩篇小說都是有主題的。《釣人的孩子》的主題是：貨幣使人變成魔鬼。《珠子燈》的主題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
不過主題最好不要讓人一眼就看出來。
李笠翁論傳奇，講“立主腦”。郭紹虞解釋主腦即主題，我是同意郭先生的解釋的。我以為李笠翁所說“主腦”，即風箏的腦線。風箏沒有腦線，是放不上去的。作品沒有主題，是飛不起來的。但是你隻要看風箏就行了，何必一定非瞅清楚風箏的腦線不可呢？
腦線使風箏飛起，同時也是對於風箏的限製。腦線斷了，風箏就會不知道飛到哪裏去了。主題對作品也是一種限製。一個作者應該自覺地使自己受到限製。人的思想不能汗漫無際。我們不能往一片玻璃上為人斟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