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為羔雁①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②、少遊③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④矣。此亦文學升降⑤之一關鍵也。
【注釋】
①羔雁，小羊和大雁，古代用為卿、大夫的贄禮，亦用作征召、婚聘、晉謁時的禮物，後泛指應酬禮物。這裏指詩中的酬唱、投贈、應製之篇。
②永叔，歐陽修，字永叔。
③少遊，秦觀，字少遊。
④替，指從整體上看，南宋之詞稍衰於五代、北宋。
⑤升降，猶言“盛衰”。
【賞析】
王國維以為，一種文體通行既久，則自成習套，詩至於唐中葉以後，便失卻其“真”，而作美刺投贈之篇，為隸事之句，用粉飾之字。至於五代、北宋，則難再於詩中別出新意、自出真意，故佳作絕少，因此另作他體，以求解脫，可謂詩敝而有詞。若以人來比擬文體，則詩“閱世”已深而失去真性情，詞“初生”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佳作頗多。即便詩詞兼擅者，因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其詞亦遠勝於詩。至於南宋以後，詞亦流於習套，成羔雁之具，而真切自然之作漸少，故南宋之詞亦終不若五代、北宋之詞。隨著一種文體所承載者之真性情的喪失與減少，這種文體由始之盛走向終之衰，此乃文學升降變遷的一大關鍵。
詩詞之盛在乎“真”，當它被附加上本不屬於它的文體功能時，便被迫“異化”，失卻了區別於他物的本質特征，失卻了其生命的根本魅力，而當這種情況有著時代社會的普遍性時，詩詞便走向衰亡。
胡適於《詞選》中也有具體的說明：“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向都是處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采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們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後，劣等的文人便來模仿，模仿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氣剝喪了，隻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濫調子，於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文學的生命又必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去了。”此與王國維之論是相互輝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