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魏晉，必然涉及清談。從源頭上來說，清談源於漢代的清議。漢代的清議實際上就是對人物的評價，因為這種評價主要出於選拔官員的目的，所以清議是以道德為基礎的。如前文所言，東漢末的政治形勢，使知識分子不斷從政權中分離出來，現實的政治壓力也使對政治的褒貶變成一種忌諱。因此，在讀書人的清議中，道德的因素逐漸退出，從而演變成一種脫離政治、無關道德的清談形式。從本質的差異來說，清議是道德立場，關乎政治；而清談，則是遠離道德，無關政治。在魏晉時期，這種清談更多的是以《老子》《莊子》《周易》等經典為基礎文獻展開的，可以說是當時名士之間一種普遍流行的思想討論形式。魯迅先生稱《世說新語》是魏晉名士的教科書，陳寅恪先生則認為《世說新語》是名士清談的全集。這兩種說法都表明，《世說新語》保留了大量魏晉名士生活資料，如果我們要理解魏晉風度，就離不開《世說新語》。所謂的魏晉風度，包括清談、飲酒、服藥以及隱逸等形式，而和思想關係最密切的當數清談。
雖然清談涉及的內容多以“三玄”為基礎，但是並不是完全限製於此，其中很多內容亦可以超出“三玄”之外，隻要從玄學角度出發就可以。王衍等人在洛水之濱的一次清談，即是如此。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仆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世說新語·言語》）
這次清談的參與者有王衍、裴頠、張華、王戎等名士，所涉及的話題則有名理、《史記》《漢書》，也有曆史人物季劄、張良等。可見清談的內容並不固定，實際上是隨機的，而所謂的清談所要達到的效果則是雅致、“超超玄箸”的。所謂玄學的立場，就是超脫於一般事務性的、瑣屑的認識，以魏晉人的話來說，就是“玄遠”之談。所以，清談毫無疑問跟玄學有著密切關聯，而清談的內容不限於“三玄”，可見“三玄”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立場，構成了清談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