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在談論先秦諸子百家、中國哲學的時候，有哪個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像孔子、老子這些開創性的人物肯定不能少，而墨子同樣也是不可或缺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墨子是墨家的創始人，墨家是先秦諸子中極為重要的一家，以韓非的說法，那就是“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子·顯學》）；更因為先秦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代，是一個思想極為自由和豐富的時代，如果墨子缺席了，那麽這種豐富性將大打折扣！
如果沒有墨子和墨家的話，整個思想史上所謂的思想創發、爭鳴，都隻是知識精英的事情。不可否認的是，哲學（或者說思想）工作從本質上來說，總是跟上層知識精英有比較密切的關係，這是社會環境使然。但如果中國哲學更關注生活世界本身的話，就表明這種哲學的目的在於讓每一個人的精神生命有提升的可能，這裏的每一個人就不能隻是知識精英了。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之所以具有重要意義，在我看來，恰恰是因為它是全方位的爭鳴，而墨子和墨家恰好代表了這樣一種知識精英之外的思想力量。
按照我們通常的說法，墨子是“農與工肆之人”（《墨子·尚賢上》）的代表者，即普通的手工業者和勞動者。毛澤東曾經評價墨子：“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聖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動手做桌椅子。”（《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勞動者，這是墨子身上獨特的光環。首先，勞動者作為一個思想的階層出現，表明百家爭鳴的事實狀態。其次，勞動者能夠以思想者的身份登場，表明中國哲學精神在當時的成熟程度。我們一直都說中國是理性早熟的社會，而這種理性精神，在以墨子為代表的勞動者階層中，有更為直接的說明。
也許正是因為墨子代表的是底層的聲音，所以，墨家的觀念其實非常簡單直接，重視實效。相對於知識精英們的誇誇其談來說，這種來自底層的思想和聲音，更加值得我們重視。墨子認為，檢驗人們認識的真理性，必須“言必立儀”（《墨子·非命上》），即有一個共同的標準。沒有統一的客觀標準，要辨別是非利害是不可能的。由此，他提出了“三表法”，主張以三條標準去檢驗人們的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他說：“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在這裏，墨子強調三個標準：第一，“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即以曆史記載中前人的間接經驗為依據；第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即以廣大群眾的直接感覺經驗為依據；第三，“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實際的社會效果為依據，考察各種言論、主張在實施過程中是否符合實際情況，給國家、人民帶來效益。這三條標準，其實非常有意思，也值得深思。第一條實際上講的就是曆史原則，我們所說的話，要經得起典籍中記載的考驗；第二條其實就是現實原則，即我們的觀念必須要合乎生活常識；第三條其實就是實踐效果的檢驗，即能否產生現實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