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中國哲學的曆史脈絡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會說，先秦諸子、漢唐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這樣的說法，大體上也不錯，因為它很清晰地表達出了各個主要曆史階段中國哲學內容中的重點。
但是，這一說法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割裂了精神世界的連貫性。這種時間性的劃分，太過於抽象，以至於除了列出一條抽象的時間線索，我們無法很好地理解中國哲學本身發展的基本脈絡。比如說，我們說魏晉玄學的時候，儒學存在嗎？當我們說隋唐佛學的時候，儒學和道學存不存在呢？當我們說宋明理學的時候，佛學和道學又存不存在呢？很明顯，這樣的提法隻是一個抽象的說明，它無法呈現中國哲學在這個時段的發展事實，無法體現出中國傳統精神的豐富性和統一性。
中國哲學精神的基本價值源自“六經”（又叫“六藝”），這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在中西文化衝擊的背景下，馬一浮先生曾經提出著名的“六藝論”，其主旨為，儒家六藝之學皆從一心所發，是中外一切學術的源頭和發脈處，中外一切學術都是六藝的支流，人類各種學術思想的展開，最終必將以中國儒家六藝思想精神為旨歸。這裏的六藝不是禮、樂、射、禦、書、數（這叫作小學六藝），而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當然，《樂》本無經，故實為五經）。“六經”能不能涵蓋古今中西一切學術有待商榷，但是，“六經”作為中國文化的共同源頭是毋庸置疑的結論。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能把儒家隻看作諸子百家之一，這其實是對儒家的降格。
“六經”雖然有不同的內容和精神指向，但是，對於中國古人來說，這就是他們生活經驗的總結，也是古人應對現實的智慧表達。這種智慧後來在儒家的傳統中得到了最為直接的表達（或者說傳承），當然，這種特殊性是在曆史進程影響下形成的，由此我們也經常看到，很多場合中儒家思想似乎就代表了中國哲學的基本立場。這種經由儒家傳遞出來的哲學精神，大概有三個主要方麵的內涵：樂觀向上的精神、道德的基本立場以及和諧的社會理想。樂觀向上的精神，乃是對於個人自我來說的。道德的基本立場是個人麵向他人（以及政治社會）的基本方式，而和諧的社會理想則是中國人的最高向往，也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禮記》裏所說的“天下大同”。這三個層麵，其實也可以概括為“內聖外王”，即既關注內在自我精神生命的完善，也注重在現實生活世界中建功立業，由內而外，內外通達。這可以說是在軸心時代所形成的中國自由精神，這種精神雖然主要是從儒家的角度來完整表現的，但也被先秦諸子百家共同接受。內聖而外王，由內聖而推及外王，這是中國哲學的基本價值立場。在這個說法中，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為一種生存智慧，中國哲學所具有的鮮明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