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與先祖在遠古是同一的，這種作風在殷商時期尚存。周代將天神與祖先一分為二，造成了一種政教分離的契機。由於神權的退縮，整個周秦時期，宗教在政治生活中始終居於從屬地位，所以當時最高神的神話本質是政治神話。它並沒有引起整個民族成員的關注。泰畤裏的太一與老百姓有什麽相幹呢？嚴格地說，它與多數諸侯以及郡縣官僚也不相幹，他們沒有資格去祭祀太一，所以太一這一主神並不與老百姓發生直接聯係。這也就是說，最高神並不成為凝聚共同體的精神產物，政治神話承擔不起這一責任。
聯結中華民族統一體的是原始時代所傳下來的祖先神話與圖騰神話。它們在秦漢時期表現為曆史神話，它將古神話融為一個曆史係統，使原先紛繁的部族群體尊奉同一祖先，承認這一係統便意味著是一大家族中的一員。中華民族形成了一個可以漢王朝名字命名的全新的民族——漢族。它張開懷抱，不斷迎接新的成員加盟。
漢人把共同體的共祖定為誰呢？
一朝統治除了郊祀封禪外，更需要一部曆史將王朝的合理性法典化。若是秦朝修史，可能是白帝為始祖。但秦朝忙於征戰和大興土木，無修史意。自漢高祖至文景帝統治期間，質木無文，也沒有修史的念頭。武帝時這種情況變了。董仲舒斥責漢初以來的製度曰：“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52]把漢初的所作所為罵得一錢不值，武帝聽後當然非常高興，因為他要做漢製度的創造者。董仲舒提了一通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張，武帝也格外興奮。不過董仲舒在五德轉移學說的基礎上搞了個三統循環論，認為曆史為黑、白、赤三統循環，其間無黃，難以應漢為土德說，故也不得重用。但董氏公羊大一統學說影響了一代人。史家司馬遷深受其影響，在《太史公自序》裏自稱是“餘聞董生曰”雲雲，奉董仲舒為老師。司馬遷著《史記》從何處開始著筆，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可以說任何一位列於起始的人物都不可能是最早的人物。司馬遷承襲董仲舒《春秋》公羊學大一統學說，厚今薄古，避免了把曆史無限拉長之病。董仲舒空疏的學說很少有被武帝所用的，但其曆史觀在司馬遷那裏被貫徹了。董仲舒論周禮製時說：“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裏，爵號公。”[53]這是越遠古地位越低，越不受重視。黃帝以前之九皇，僅作附庸，再朝上，其後為百姓，便不予理睬了。由此可見，古史雖然很長，但遠古先祖不入祀典，九皇以上，附庸之外不足論。董仲舒開出了一個清楚的古史譜係，五帝定為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位。當時關於黃帝的傳說，用司馬遷的話說叫作“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司馬遷獨取《五帝德》與《帝係姓》係統，是直接受董仲舒的影響所致，也是時代崇尚儒學的結果。司馬遷以“六藝”來作為取舍的準繩，所以《大戴禮記》的體係就成了唯一可靠的選擇。司馬遷據此而作《五帝本紀》，言“神農氏世衰”，徑從黃帝始，黃帝便定為中華文明的開山祖。由於《史記》的傑出地位，再經《風俗通義》《白虎通義》的兩度強化，他人雖欲以自己的古史係統來替代“五帝本紀”，均無果；後人補“三皇”於其上，也無從易五帝之位。黃帝為中華民族之祖遂法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