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位英國批評家說過這樣的話：左拉因為要做小說，才去經驗人生；托爾斯泰則是經驗了人生以後才來做小說。
這兩位大師的出發點何其不同，然而他們的作品卻同樣地震動了一世了！左拉對於人生的態度至少可說是“冷觀的”，和托爾斯泰那樣地熱愛人生，顯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們的作品卻又同樣是現實人生的批評和反映。我愛左拉，我亦愛托爾斯泰。我曾經熱心地——雖然無效地而且很受誤會和反對，鼓吹過左拉的自然主義，可是到我自已來試做小說的時候，我卻更近於托爾斯泰了。自然我不至於狂妄到自擬於托爾斯泰；並且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和這位俄國大作家也並沒幾分的相像；我的意思隻是：雖然人家認定我是自然主義的信徒——現在我許久不談自然主義了，也還有那樣的話——然而實在我未嚐依了自然主義的規律開始我的創作生涯；相反的，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於感得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餘燼從別方麵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於是我就開始創作了。我不是為的要做小說，然後去經驗人生。
在過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而且是自然主義的信徒；但我真誠地自白：我對於文學並不是那樣的忠心不貳。那時候，我的職業使我接近文學，而我的內心的趣味和別的許多朋友——祝福這些朋友的靈魂——則引我接近社會運動。我在兩方麵都沒專心；我在那時並沒想起要做小說，更其不曾想到要做文藝批評家。
二
一九二七年夏，在牯嶺養病；同去的本有五六個人，但後來他們都陸續下山，或更向深山探訪名勝去了，隻剩我一個病體在牯嶺，每夜受失眠症的攻擊。靜聽山風震撼玻璃窗格格地作響，我捧著發漲的腦袋讀梅德林克（M.Maeterlinck）的論文集The Buried Temple，短促的夏夜便總是這般不合眼地過去。白天裏也許翻譯小說，但也時時找尚留在牯嶺或新近來的幾個相識的人談話。其中有一位是“肺病第二期”的雲小姐。“肺病第二期”對於這位雲小姐是很重要的；不是為的“病”確已損害她的健康，而是為的這“病”的黑影的威脅使得雲小姐發生了時而消極時而興奮的動搖的心情。她又談起她自己的生活經驗，這在我聽來，仿佛就是中古的Romance——並不是說它不好，而是太好。對於這位“多愁多病”的雲小姐——人家這樣稱呼她——我發生了研究的興味；她說她的生活可以做小說。那當然是。但我不得不聲明，我的已做的三部小說——《幻滅》《動搖》《追求》中間，絕沒有雲小姐在內；或許有像她那樣性格的人，但沒有她本人。因為許多人早在那裏猜度小說中的女子誰是雲小姐，所以我不得不在此作一負責的聲明，然而也是多麽無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