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居裏安翻譯過我的一些小說，是法國漢學家中文學譯筆最佳之很多法國讀者這樣告訴我。她還翻譯和研究過沈從文、陸文夫、汪曾祺、史鐵生、楊煉等等。如果說翻譯也是創作，那麽法國人心目中的這些中國作家已非真品，其實有一半是她的血脈，她的容顏。
最初見到她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巴黎。她套著一件深藍色的肥大布襖，駕一輛半客半貨的灰色工具車，從彌漫著光流香霧的香榭裏舍大街上匆匆駛過，奔赴某個書店或某個講演廳裏的中國文學。三年後我在戴高樂機場再次遇到她，她還是穿這件衣，還是駕這輛車，依舊與脂粉無緣。這使人難以知悉一其實也使人容易知悉，她出身於巴黎望族，親屬中有一串讓法國小民驚羨的科學院院士、內閣部長等等。而她本人也是最高學術機關一法國科學院的研究員。這種人不是最有樸素的權利麽？
一九六八年人類理想主義的大年和熱季，紅色成了法國學子們的流行色。他們向資產階級的政府大廈揮舞著拳頭，高誦毛澤東的語錄，聲援中國與越南，打起背包走向工人農民的貧困區……安妮的丈夫皮埃爾向我比劃著講述他們當年的狂熱。我懷疑安妮的中文學習，就是從毛澤東的小紅書開始。
但她不喜歡中國的一些常用語，比方說“犧牲”。
她說，她從不願意用這一個詞。犧牲是什麽？為誰犧牲？誰是享用犧牲的聖主？現代西方人不犧牲。她更能接受中國的另一些話，比如“道可道非常道”，比如“三個和尚沒水喝”。
於是，我看出法國當年的紅色，在“犧牲”這片透鏡下，呈示出與中國紅色不同的光譜。
她像不少法國人一樣，有時談論美國，就像談論鄉下某個突然冒出來的暴發戶，而可口可樂，一般來說簡直是淺薄粗野的贓證——雖然她如此詆毀友邦後總是禮貌地補償一些對美國的讚詞，但她談論中國的古典哲學、中國的當代作家、中國的寺廟和書法、中國山民的耕耘和圖騰儀式，眼裏總是閃耀著非禮貌亦非職業興趣的由衷欣喜，一次次朗笑之後，抿嘴低下頭去，起身去幹別的什麽，會心笑意仍開放於嘴角良久——這種側麵最能焦聚她的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