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鄉小學九月一日秋季開學，但初中部沒有任何動靜，教室裏空空****。原因是報到注冊的學生太少，學樣隻得停課兩周，讓老師們分頭下村去搜尋學生，勸說他們重返課堂。據老師們說，初二、初三的流失率較高，情況好的話，他們最終能把七成左右的學生穩定到畢業。
初中生流失成了農村新的現象。學習枯燥無味而且負擔重，造成了孩子們的厭學。讀了書仍無就業保證，正在使家長們失望。錢當然是更重要的問題：在國家教育部門反複整改過後的二〇〇二年，最低一檔的收費標準，是小學一年級新生的三百多元——尚不包括今後補課、試卷、資料、校服、活動、保險、衛生等方麵的開支。一個孩子如果想讀上高中，對於農民家庭來說更意味著一場洗劫。據現行法規，農村的義務教育範圍不包括高中，於是這裏高中的收費較為自由。一個學生為此差不多得花費年均萬元，用農民的話說：打個瞌睡也有價錢，你就權當自己已被學校裏綁了票。這種文明的大規模“綁票”，使農村高中風光無限，而且成了鄉鎮企業普遍滑坡以後某些地方政府新的財源。在這個財政困難的縣，所有的縣屬高中不僅得不到國家財政的支持，反而每年都得像工商企業一樣，向縣財政上繳所謂數以百萬計的“利潤”，這在全世界範圍來看，恐怕也是驚世奇聞。
可以簡單地計算一下：即使是小學一年級三百多元收費，也是八十年代初期同類收費的近一百倍——而這同一時期內的稻穀價格隻增長了五倍，豬肉價格隻增長了六倍，竹材價格甚至不升反降。這意味著，慢進快出之下，農民從這些年市場化進程中即算獲得了收益，也通過教育這個渠道數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搜刮走了。我身邊的事實是：李本仁為了供養兒子上高中，隻得帶著老婆和女兒彳頃巢出動去廣東打工，留下一個荒草掩道和蛛網封門的家。周家老邁則聽任老婆在東莞給人家老板當二奶，還給人家生了一胎，自己病重在床之時也不願老婆回家。他說廣多幹一個月就是一個月，兒子今年要考大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