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國人喜歡趕外國時髦，比如文章裏沒有一些新名詞似乎就不成樣子，也不管這些名詞用得合不合適。“另類”嗬，“偶性”嗬此在”嗬，“不及物”嗬，這些舶來語有時用得牛唇馬嘴，但隻要用上了就有足夠的酷和炫，足以讓某些聽眾肅然起敬。這些人差不多是一些進口名詞水貨的推廣商。
類似的情形其實在外國也有。有些漢學家吃中國這碗飯，於是也得趕中國時髦，比如文章裏沒有一些最新動態似乎就不成樣子，也不管這些動態是否真有價值。“尋根”嗬，“稀粥”嗬，“凹凸”嗬，“棉棉”嗬，這些文壇快訊下麵常常沒什麽像樣的研究，但隻要一手甩出幾張消息牌來，其論文也就有了中國通的氣派，讓同行們不敢低看。這些人很像是一些中國文化的快嘴包打聽。
雖然都是趕時髦，但中國趕潮者要的是新思想，而外國趕潮者要的是新材料，進口業務重點並不一樣，甚至不在一個層麵上。這當然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所決定的交換格局。全球化就得講究全球分工，正像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出技術加上發展中國家出原材料，便合成出皮鞋、襯衣、電視機。因此在有些西方學者看來，中國在學術批評上也隻是一個原材料出口國，能提供點事件甚至消息就行，其他的事情你們就別管了。
這也沒什麽，中國人講究天下一家，天下的學術批評當然更是一家，不必斤斤計較各方對外貿易的什麽順差或逆差，什麽低附加值抑或高附加值。問題在於，誠實而能幹的跨國研究專家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總是為數有限，對來自異域的新思想或者新材料，一旦誤讀和誤傳得離了譜，事情就可能會鬧得有點荒唐。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荷蘭漢學家林恪先生告訴我，某位西方漢學家出版了一本書，說到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尋根”運動發起於一九八四年的杭州會議，完成於一九八九年的香港會議雲雲（大意如此），而有些國外的文學批評家後來都采用這種近乎權威的說法。這就讓我不無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