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底，海南省作家協會的前主席早已退休，在整個機關經過將近一年的無政府狀態之後，我終於接受領導部門的勸說，同意出來當主席候選人。
說心裏話，我對作協這一類機構是抱有懷疑的。由於體製及其他方麵的種種原因，這一類文學衙門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已經活力漸失，更有少數在市場化的無情進程中敗相層出，苟延殘喘。有些在這類機構裏混食的人與文學並沒有什麽關係，隻不過是打著文學的旗號向政府和社會要點小錢然後把這點小錢不明不白地花掉。這類機構正當的前途，當然應該是業餘化和民間化，但革命沒法冒進，原因是現有人員得有個地方吃飯。這就是我也當不成改革英雄的處境。
我明白，我隻能暫時接受這樣一個體製，在這個體製下無法大破大立，充其量也隻能上一點保守療法，當一個還過得去的維持會長。“大局維持，小項得分”，這是我當時給自己暗暗設定的工作目標。而協會下屬的《天涯》就是我決心投人精力的“小項”之一。在我看來，作協其實並沒有太多正經事情可幹，比如作家從來不是什麽作協培養出來的，開餐館、拍廣告等“以副養文”又有不務正業和自我糟踐之嫌，算來算去，別把雜誌社的編製和經費浪費了，也算是件事吧。
《天涯》是海南的一個老文學雜誌，在八十年代曾經還不錯，在九十年代的市場競爭中則人仰馬翻丟盔棄甲。到後來，每期開印五百份，實際發行則隻有贈寄作者的一百多份，但主管部門覺得你隻要還出著就還行。因為賣刊號違規換錢，這個雜誌已經吃過兩次新聞出版局的黃牌，內部管理和債權債務也一團亂麻，每本定價四元的雜誌光印刷成本就達到每本近十五元，雜誌社的一粧凶多吉少的經濟官司還正待開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