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曆史，在19世紀那些作家筆下，冒險家（傑克·倫敦）、暴發戶（巴爾紮克）、灰姑娘（夏洛蒂·勃朗特）、鳳凰男（司湯達）、心機姨（福樓拜）一類生動形象令人難忘。大動**催生了大文學。作家們鮮活、敏銳、廣博地表現世俗人間，富有煙火氣，不避重口味，實現了認知的一時井噴。以至不少讀者至今還感歎：要說小說，還是19世紀的好看得多—他們的文學趣味，至少是小說趣味，大體定型於那一輪“井噴”盛況。
從總體上說，那一過程將文學從神學狀態（想一想《荷馬史詩》《山海經》《聖經》等），從稍後時期“神怪+王侯”的半神學或後神學狀態（想一想司馬遷的紀傳、莎士比亞的四大宮廷劇等），最終推向了Humanism，即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間主義，或者說“文學即人學”的廣闊大地。
人成為文學中最燃、最爆的主題。不過，當時流行的人性論和善惡模式，作為文學的聚焦區，作為現代啟蒙思潮的重要部分，在進入20世紀的前後數十年裏卻出現了分化。
這同樣是借助了曆史的推動。
情況之一，“人學”成為“自我學”，或者說出現了“自我”路線。這種現象多來自發達國家的都市，發生在資本主義體係的內部危機中。尼采的“酒神”說、弗洛伊德的“本我”與“無意識”說，為這種自我的沉迷和發現，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引導。盡管弗洛伊德因臨床數據不實，後來在心理醫學界光環不再，但陰差陽錯，正如彼德·沃森在《思想史》中指出：“現代主義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無意識的美學對應物。”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伍爾夫、卡夫卡等這些西方作家，差不多不約而同，把文學這一社會廣角鏡，變成了自我的內窺鏡，投入了非理性、反社會的“向內轉”，讓作品紛紛彌漫出孤絕、迷惘、冷漠、焦慮甚至晦澀的風格。“他人即地獄”，薩特的這一名言，打掉了人道主義的樂觀與溫情，鼓舞了多少人進入一種“原子化”的高冷幽閉或玩世放浪。在整個20世紀裏，他們不一定引來市場大眾的歡呼，卻一直是院校精英們的標配談資，構成了不安的都市文化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