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階級”一詞讓中國人心驚肉跳。那時貧富兩端其實相距不遠，常常隻隔一輛自行車或一塊手表，但睡個懶覺，發句牢騷，揩公家油水，穿奇裝異服……倒可能惹下大事，被指為凶險的階級敵情，得動員革命人民憤怒批鬥。“文革”嘛，那種盯住思想的做法，在腦電波和眼神裏查階級、劃敵我，隨意性太大，屬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政治過敏和道德潔癖，顯然隻會攪亂社會。
那以後，就大多數國人的理解而言，“階級”一詞大體上重返經濟學義涵，再次聚焦於物質。唯物主義者本來就是這風格。此前的1950年是這樣，《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規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隻有附帶的勞動（指一年內勞動不滿四個月—引者注），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如此等等。此後的1988年也差不多，《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如此等等。
這裏的“土地”“資產”“雇工”等，是劃分階級的主要依據，都是物態的，有形有貌的，可以算出來的。“四個月”“八人”等等，是有關法規中定義剝削的臨界值。
亞當·斯密、李嘉圖、梯葉裏、基佐等西方前輩學者都說過這事，覺得這種量化與直觀的方法容易聽懂，容易上手。馬克思更進一步，麵對低版本工業化的歐洲，麵對幾如“鄉鎮企業”景觀的作坊、包工頭、大煙囪、蒸汽機、襤褸勞工、黑屋私刑，更是把階級問題上升到唯此唯大的高度，一再強調財富的產生方式和占有關係構成了階級最本質的特征，即社會科學第一大要務。在《共產黨宣言》中，他把現實社會分為兩大階級，即資產階級（Bourgeois）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ns），並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